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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女书文化符号的构成艺术探析
类别:异域风采 | 录入者:fid | 发布时间:2018-05-15 [3521]

■曾 增1 于 娜2  Zeng Zeng1. & Yu Na2

(1.2.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南京  210037)  

摘  要:女书文化的发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惊喜,是中华语言文明中古老且信息含量丰富的文化现象,且极具艺术性。女书作为湖南江永地区女性的社交工具,它在被创造、使用的过程中传达出一种强烈的社会需求和认知需求,它不仅体现的是当地女性的创造力和审美情趣,彰显的更是具有女性特点的精神文化魅力;结合市场对传统文化的需求,本文将以女书文化为研究对象,探寻女字本身的装饰性、女书纹样标志“八角花”以及女红织锦的构成艺术,为之后的女书文化衍生品设计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女书文化 ;文化符号 ;符号构成 ;设计元素

Abstract: The discovery of female script culture can be regarded as a surpris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is an ancient and informative cultural phenomenon in Chinese language civilization, and boasts artistry. As a social communication tool for local women, female script conveys a strong social need and cognitive dem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being created and used. It not only reflects the creativity and aesthetic taste of local women, but also illustrates a kind of spiritual culture charm with feminine features;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the modern market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article takes female script culture as the object, and explores the decorative character, the composition art of its pattern logo--Octagon Flower, and the composition art of needlework brocade. Thus, references for derivative design about famale script culture are provided.

Key words: Female Script Culture; Cultural Symbols; Symbol Composition; Design Elements


1983年,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之后,女书惊艳了世界,由此便开始受到了世界各地专家学者的关注。在2006年湖南江永女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性别意识的文字”。它源自民间,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性,它产生于封建时代,又封存着深厚的传统性,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独特璀璨的明珠。本文将对三类主要的女书文化符号进行梳理和一定的艺术解读,主要分析女书文化符号的构成形式。便于之后在设计过程中,更好的推敲和利用其艺术特点。

1 江永女书

何为女书?赵丽明教授在其著作中对女书进行了科学定位,女书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县东北潇水流域,是当地农家女用于自述和纪事的专用文字,它是方块汉字的一种变异形态,其字符为斜体,呈斜菱形;其基本用字有四五百个[1]

女书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传播的地域、使用群体都是,而这些使用女书的女性中所具备的相似之处,往往是这些女性都是社会地位较低、对生活、对亲情、爱情有所追求的普通农妇。正是因为这些女性在心理需求、文化追求上有共性,使得女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2 女书文化符号

2.1 女书字符

根据现有权威数据统计,女书共有1000-2000个字符[2];运用字位理论整理出的女书基本字有395个(截至2008年2月),女书字形的基本构件共有75个,(图1)字形特点是纤细隽秀,形似“多”字,书写笔画大致为点、竖、弧、斜[3]。书写顺序是从右至左,自上而下排开,不具备标点符号[4]


■图1 女书字形的基本构件

2.1.1 字符的情感表达

文化现象可以看作是地域性历史和文化生活的映射,它印刻着旧时代下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普通农家妇女是没有权利接受社会正规教育的,既不能进祠堂也不能进学堂,此时,女性的社会需求与外在的客观因素发生碰撞,她们为自己创造了文字,成为了会读书写字的“君子女”。它帮助当地女性传递友谊、结交“老同”,她们以唱读的方式相互慰问、诉说苦乐,它支撑着当地女性对认知意识的追求,也抒发了她们对男女平等的憧憬。

2.1.2 字符形态与当地环境

女书是汉字在流传中的一种变异形态,它也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文化硕果,它源自农耕妇女之中,字形间蕴藏着与农耕文明的丝缕关联。粗读女字作品时,可以看出字符勾勒出一幅幅稻田农作的意象(图2),倾斜弯曲的“弧”似成熟后弯曲的禾,“点”似禾苗包含着的沉甸甸的谷粒,形象的描绘出稻谷抽穗的形态,体现女书字符审美的原始性。


■图2 女书作品

2.1.3 女书字符的构成美学

字符是属于二维平面表现形式,二维空间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与形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形,依据形式美的法则,再对其进行组合搭配,构成新颖的表现形式[5]。有学者称女书字符来源于古夷文[6],字符形似汉字却又不同于汉字,它构成形式带给人的视觉效果具有独特的审美韵味。

①变化与统一。女书中的每个字都是由点、弧、斜、捺四种笔画组成,先不论字体笔画的疏密还是笔画数量,它们看起来都呈斜菱形,它们在外形上是统一的。变化在于每一个字的书写顺序、笔画所处的位置、字体大小、疏密,比如,即使是在同一个字中出现重复的笔画,也会根据笔画书写位置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视觉感受。②对比与调和。对比与调和是变化与统一的另一种表现手段,对比是把字符当中各元素之间不同的要素进行比对,使其特征更为明显,引起人的感官刺激。而调和则是找出各个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的可以相互协调的因素,在变化之中避免强烈的视觉冲突,建立和谐舒适的视觉感受。从笔画上来说,女字字符的横竖笔画拉长舒展,中宫部位则聚拢拘谨,字符笔画在收放对比之中,越显隽秀;字体自右往左倾斜,弯曲动势与工整的字符排列形成强烈的冲突,整体概括中突出笔画特点,形成女字的独立审美特点;另外,笔画的疏密、虚实的微妙变化,也使女字作品达到和谐统一的视觉审美。女字作品中往往会穿插适合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纹样,这些纹样在作品当中产生醒目的对比视觉,纹样的轮廓又起到了一定的调和作用,使之与周围的女字过渡和谐,相辅相承。③对称与均衡。女字不同于汉字的中正稳定。它整体上呈菱形,自右向左倾斜,右上角是整个字形的最高点,因此在女字资料中是很难找到严格意义上对称的字形。但是相对于女书字符的某个字形元素来说,也具有相对应的对称关系,同时在对应之中,字形元素的组合、疏密、排列关系辅助达到视觉平衡。④节奏和韵律。女书字符倾斜的线条,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动感,线条起伏的节奏感和灵动性,就像是跳跃的音符有序的重复变换,构造出一个个错综复杂、丰富多样的女书作品;字体线条的粗细、疏密,笔画的方向感,推导出空间层次,字符中的点、弧、斜、捺构成了线、面、形状或纹样,线条美与韵律美在二维平面空间上铺展开,赋予女字生动灵气的字魂。并且书写方式不同,也赋予了女字不同程度的美,从现代女书书法家的作品来看,女书的造型存在着多重的可能性,它可绵细如柳叶,也可粗短如炬,可以张扬夸张,可以收敛含蓄,它的弧线赋予了它再塑造的可能,为设计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元素宝库。

2.2 女书的图形符号

女书的珍贵不仅在于它独特的文化符号类别,还有与之交相呼应的女书图案。它丰富了女书文化的内涵以及表达方式;女书图案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单独纹样、适合纹样、二方连续纹样、四方连续纹样;女书图案通常绘制或刺绣在正文中央、页面的四角或者页眉页尾处,这些图案多集中在三朝书中,其中以“八角花”著称,据现有资料看,女书中八角花的图案达三十余种,是女书图形符号的主要代表。

2.2.1 八角花的形式美感

“八角花”是女书作品中出现最频繁的几何图形,也可以说是女书图案的标志。“八角花”最明显的造型特征是它的外部轮廓是八角形,八边呈弧形,连结起来形成的八角八边。框内的图形是团簇在一起旋转的展开,一般左下方的图案为起始部分,围绕着画面中心呈顺时针方向,图案一般与女字内容有一定的相关性。

江永地域以鸟为崇拜是当地主要图腾,图案题材都是当地常见的花鸟瓜果,而“凤穿牡丹”的八角花图案是最常见的使用普遍的题材。纹样表现形式有两种:书画和刺绣,表达手法是不完全写实的,存在一定的夸张与变形,有的图形元素是两种或多种动物的组合,巧妙的将几种事物整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当地女性浪漫的主观想象力,也构成了这独特的综合形态纹样。

“八角花”作为女书的标志性纹样,八角花轮廓的绘制方式与女字书写一脉相承,弧形框架用细笔勾勒,框内有弧形描边装饰,与女字的弧交相呼应,同样是突出强调了女书的弧线美,同时又具有八卦图的稳定感,图形似蜘蛛网向外发散,张力强,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极具表现力。但是传统图案在当代很容易产生解读偏差,因此,从地域文化视角出发,仔细探讨图案的题材以及寓意是很有必要的,在设计上和优化时应分析其在现代空间的适用因素[7]

2.3 女红织锦艺术符号

江永的地理位置闭塞,传统文化影响在这里尤为明显,当地女性普遍都有裹足,大都足不出户,当地人称其为“楼上女”;这些女性有时也会相邀成群,相互学习大胆创作图样,逐渐推陈出;女红在制作与创作过程中,同时具备了沟通和记录的功能,而女红图案的层层更迭,便是从图案向文字的开端和转换[8-9]

江永当地女红中有一种编织工艺,编织材料是棉纤维织物,它通过把棉籽加工变成经纱,再用木梳将其梳理整齐,把纱线绕在梭子上作为编织纬线,反复交织纱线形成织布。织锦的工序更为复杂,首先要将纱线、织布用天然染料上色,再进行编织,形成具有地域特性的女书织锦图案[10],制作出来的物品称为八宝巾或八宝带。女红的主要载体类别有三寸金莲鞋、衣、帽、扇带、枕套、云肩,刺绣装饰内容主要是有三种,第一种是自然事物的图案;第二种是几何图案;第三种是女书文字图案。其中,二方连续图案的织锦极具代表性,地域特征明显。

2.3.1 织锦的构成形式

二方连续纹样的八宝带(图3),通常在编织工艺的限制下,纹样均为几何图形,以菱形为载体,这些菱形纹理在视觉效果上没有刺绣生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是它几何形态多变,结构基本对称但非完全左右对称,连续排列中又有曲折断续,几何中心轴上的女字纹也会有相应的变化,统一求得变化,主纹样与陪衬纹样有进有退层次分明。常见织锦纹样有:字纹、S或Z形纹样、三角形纹样、六角形纹样、八字纹、工字纹、弓型纹、圆圈形纹、塔形纹[11-12]


■图3 八宝带

菱形几何纹构成稳定有规律,在静态的结构中能感受到折线的运动,在统一的纹理律动之中包含变化的字符,看似规整却灵动多变,且包容性强,极具装饰性和设计感。

2.3.2 女红的色彩构成

女红植根于地域背景,在传统封建意识的笼罩下却又极少的受到传统色彩礼仪的限制,用色手法既师承自然同时也具备浓厚的人文风情和强烈的主观审美意志。与图形图案相较,色彩更能直接的表现审美意义;女书女红的色彩搭配别具匠心,在色彩选择上以黑、白、红、黄、青这五种民族文化色彩为基础用色,以金、银色两色相衬,其中五种色相的色彩,通过变换其纯度或明度,使色彩搭配有了更丰富的层次和视觉效果,体现了当地女性独特的色彩情怀[13-15]

3 结语

家居产品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家具也承托着人类文明变迁的见证, 是民族文化的载体,通过家具可以清晰的了解一定地域内人们长期的生活习惯和民俗文化,家居产品的地域特色设计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宣扬有着重要作用,家具与民族文化之间本就有着得天独厚的默契。中国艺术近年来刮起的“民族化”浪潮,既是响应国家政策,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现今国际对现代设计也要求“合和”的设计理念,兼顾传统与国际的设计原则,既不能照搬文化元素,也不能丢掉自我。而民俗艺术里具备最本质、最原始的人类文明,民族文化是一份先人留给我们的元素宝库。女书文化是优秀的民族文化,同样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设计素材,它的文字符号和图案纹样都极具装饰性和可塑造性,它的吉祥寓意展示着它深厚的文化历史;设计与文化相伴相生,相辅相成。通过以女书文化为设计元素进行创新性设计,它不仅可以打开民族文化的脉络,向人们清楚的展现瑰丽的民族文化宝库,还可以给设计师以启发,让现代设计与民族元素完美融合,以新的设计形式向人们展示女书文化魅力。


(责任编辑:张  杨)

参考文献:

[1]赵丽明.传奇女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2]谭世平.女书文化网络传播的现状分析[J].中国出版,2015,(08):18-20.

[3]杨力,何银萍.图形创意之“女书”说[J].艺术科技,2014,27(02):154-155.

[4]严红娟.女书曲线轮廓字形自动生成方法研究与实现[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3.

[5]苏淑娟.书法艺术的构成美[J].飞天,2012,(02):61-62.

[6]刘源.中国画色彩艺术[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7]高伟霞,吴智慧.工匠精神在仿古家具雕饰图案中的应用探析[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6,(08):12-14.

[8]张丽波,苗雨青.浅谈形式美法则[J].美与时代(上),2012,(11):17-18.

[9]段圣君,龚忠玲.女书与图案的内在联系[J].艺术教育,2007,(12):126-127.

[10]罗溪溪.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湖南江永女书传统图形的传承与运用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6.

[11]尤毅恒,干静,张晶,等.傣族元素应用于家居产品设计的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7,(01):31-33.

[12]罗瑞雪,朱代根.论中国室内设计符号学的研究及应用[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7,(07):112-113.

[13]袁炜.从马耳椅谈传统文化背景下民族化家具的设计[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6-2017,(02):139-140.

[14]纪方圆,黄迅.国际化语境下的汉字形态设计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6,(01):32-33.

[15]尹定邦,邵宏.设计学概论[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


基金项目: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科技项目(KJL55439)

作者简介:曾增(199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机工程学,Email:358949565@qq.comm

通讯作者:于娜(1982-),女,博士,研究方向:人机工程学,E-mail:48048907@qq.com

引文格式:曾增,于娜.江永女书文化符号的构成艺术探析[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8,(03):56-57.

ZENG Zeng, YU Na. Analysis of the Constitution Art in Cultural Symbols of Jiang Yong Female Script[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 2018,(03):56-57.


注:本文来源于《家具与室内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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