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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婚姻观念下的婚床家具礼制研究
类别:家具设计 | 录入者:fid | 发布时间:2022-05-07 [1211]

中国古代传统精神文化涵盖了中国古代人的婚姻观念,其内容涉及古人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古代造物文化的建构中,古人拥有济世天下、道法自然以及通变维新的精神,不断推动着中国传统家具设计的发展[1]。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内涵里,古代经史典集多以“经”为中心,其中的《诗经》和《礼记》则是儒家经典中专门讲述伦理道德规范的论著。内容多涉及了不同形式的艺术语言和文化风俗,并阐述了相关礼仪规范和社会传统,从而表明中国古人的伦理幸福观念。本文即将通过对中国古代婚姻观念下的婚床家具的造物文化内涵、婚床家具的形制发展、婚床家具器物精神的装饰寓意三方面具体阐述,并对人伦造物进行讨论。

中国是一个礼教森严的国家,曾以“礼”和“经”来约束古人的生活和行为规范,所以“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要求。中国传统礼教《礼记》中曾阐述对“婚姻”的幸福期望,“婚礼”称之为“昏姻”,意指“娶婚之礼,以昏为期”,将黄昏时分作为娶妻的最佳时间。由“昏礼”而产生对幸福感的追求,人们才有了从礼教到道德的追溯,也才有了相对应的造物设计的需求,婚床家具才产生了伦理幸福观念的变化。在《礼记·昏礼》中有言:“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昏者乃为“昏礼者”,合如字,徐音閤[2]。所以在传统价值观念中,婚礼是人生的重大仪式,是合两姓之好的寓意,也是礼教中最为重大的庆典之一。尤其是中国伦理造物幸福观的婚姻寓意在于传宗接代和传递香火,所以儒家对中国传统婚礼仪式、婚礼所用家具、婚礼预备元素等内容极为重视,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下对未来美满幸福生活的期盼。

中国古代婚姻观念下的造物文化是依据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和礼仪传统而言的。《礼记·昏礼》曾提到:“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3],说明夫妇之礼仪传统是根本,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这是人们从血缘伦理道德出发,并加之诗礼文化,将婚礼看作为礼制的基础。明代文人李渔《闲情偶寄·床帐》也曾叙述:“日间所处之地,或躺或庑,或舟或车,总无一定所在,而夜间所处,则只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相共之物,较之结发糟糠犹分先后者也,人之待物其最厚者莫过于此。”一语便道破人生半百故人在床上不计财力的原因,夫妇之间最与之相伴之物是床家具,并与礼仪传统相符,由此可见古人对婚姻观念和婚床家具的高度认识。

中国古代婚姻观念下的造物文化也与中国传统诗礼文化传统和传统命理人伦相关。“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即表明男子“生而卧之床尊之也”[4],这是《诗经·小雅·斯干》里关于男子生下来就要被放置床上并拿精美的玉圭让其玩耍的描述,并与传统的诗礼文化相关,这是刻在中国古人内心里,由衷热爱床家具的人伦造物幸福观的表现。相对男孩子而言,古人从女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为其准备婚床,以备出嫁之用,是将其视为“新妇命好”。“将县内床帐卓椅,壶瓶碗盏,炊帚马杓,匙箸罩篱,各项什物,用骡车尽行装载而去”,[5]说明婚礼备用的嫁妆之繁多,家具类型至巧至精,其中便包括床、帐、桌、椅等类型。古代婚姻观念下的造物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产物,造物活动即传统婚姻观念下的婚床家具所涉及的文化活动,[6]孕育着器物艺术精神与丰富的伦理内涵。

“床”乃居家必备之物,放于卧室之中,也是古代女子闺房重要的婚姻造物文化。床家具有自身特有的功能意义,包括物质功能意义和精神功能意义两个方面[7]。本文的功能意义是指床家具的样式、装饰、形制等内容是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下尤其是婚床家具的礼制文化。古文的“床”为“牀”,释为“安身之坐者”[8],说明床是安身之根本。杜子美诗曰:“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9],由此可见床家具在男女婚姻观念中的重要性。也曾有文章记载:“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10]可见“床”像一个睡眠容器,与今天床的功能大致相同。汉代刘熙的《释名·释床帐》讲述了“长狭而卑者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说明床家具是“席、凳、榻、床”的变化过程,亦是从“周礼五席”到“雕花大床”人伦礼教的演变。一是席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并逐渐有了社会伦理与社会地位之含义。曾有“神农作席荐”之说[11],人们以穴居和巢居为主。在长期的劳作中人们开始编草为席,铺木为床,多数礼仪活动、政治事务、宴饮活动等都是在席上展开,代表了社会政治伦理,也曾经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人伦道德就是从“席”的社会制度次序展开的,《周礼·春官宗伯·司几筵》中提到“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其中“五几”为玉、雕、彤、漆、素,“五席”为莞、藻、次、蒲、熊[12],故周礼五席代表周礼中的次序。二是从席到床的演变大约是从远古时期到新石器时代,床家具逐渐具有制式的功能性特征,婚床家具逐渐发展起来。我国北方的土台用于保暖功能,是我国早期床的雏形。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我国南方又出现了用于防潮的木床。其中同时经历了由席地而坐的坐具“席”转变为“塌和床”的过程(图1-图3)。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床家具,唐宋时期床榻的种类逐渐增多并且功能性的形制也逐渐丰富起来,到了明清时期基本上开始注重床榻的装饰性内容[13],形制与样式趋向于稳定。

▲ 东晋 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局部

▲ 五代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 宋末元初 钱选《宫闱习伎图》

实际上,由床家具到婚床家具经历了精神功能意义的转变。古代在确立婚姻过程中出现了“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种礼仪[14]。由此产生了古代富家大户女子明媒正娶的婚房器物嫁妆——“十里红妆”。“十里红妆”是大户人家为了炫耀财富,保障女儿在夫家地位,在收下了男方的聘礼的同时,女方家里会为女儿准备所有能准备的大大小小的家具、器皿、被褥、首饰等几十类几乎涵盖了所有家具和日常用品的嫁妆。其中婚床是婚嫁中较大的器具,价格昂贵且工序复杂,所以很多古人会花大价钱为其置办,寓意夫妻生活幸福美好。在婚床形式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架子床、拔步床、千工床。这三种床的形制一般分为结构性构建、围栏式构建、装饰性构建、附属性构建。一是架子床的结构性构件由五部分组成,即腿足、床坤、床屉(硬屉和软屉)、帐柱、床顶架。围合性构件主要是在床屉周边围合多数以雕花为主的空间,构成主要是矮床围、床顶板、罩面、锦屏板(暖床),形成了私密与半私密空间;装饰性构件是除了基本构件之外,增加的装饰性构件,如毗卢罩、毗卢帽、飞檐、卷棚、雕花等;附属性构件主要是床里柜、脚踏板、小角柜等(图4)。二是拔步床与架子床基本一致,只不过是在架子床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前踏板廊道,从而形成了一套组合家具。围合性构件包括前廊(足、踏板)、廊柱、顶架、前罩面、屏板、踏步、顶板;装饰性构建包括飞檐、床匾、倒挂等;附属性构件包括床头柜、马桶、梳妆台、橱柜、洗手台等。三是千工床也是拔步床的一部分,与拔步床相类似。但是千工床比拔步床更加精致,意味着古代工匠一天只做一道工序,上千天才能完成,可见华丽精致程度。其构建与拔步床相类似,其制作如同亭台楼阁、戏曲人物、镂空雕琢等都是集传统工艺之大成,最出名的是宁波千工床(图5)。

▲ 明·围花衣罩架子床

(长2260mm、宽1600mm、高2420mm、座高520mm)

▲ 宁波千工床

(长2200mm、宽2320mm、高2380mm)

古人注重婚床形制,用符号化装饰构架形成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婚床的形制大多是依据中国古代建筑建造而成,属于半开放式、半围合的状态。除此之外,古籍《书仪·三·婚仪上》曾记载:“床榻荐席椅桌之类,男家当具之,毡褥帐幔衾绹之类,女家当具之”,亦说明婚房家具的重要性渊源已久,洞房为婚喜之所,理应着重布置。尤其是婚床的布置,其符号表现形制多样,类型、寓意、装饰等都是婚床家具存在的必要前提 。

现存较多的婚床多为宋明时期的家具。从装饰图案雕花而言,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家具装饰风格各异。宋明家具装饰图案装饰简洁,不过分追求装饰效果。而且这一时期的家具图案蕴含了民俗、艺术、文学、宗教、政治等多方面的寓意,体现出丰富而深远的意境[15]。宋明家具在陈列摆设及其造型、材质、装饰和功能等方面,基本可以体现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精神[16]。单独就装饰工艺而言,宋明时期的婚床家具装饰图案以木雕为主,配合了镶嵌、绘画、漆艺、五金件等多种装饰手法。其次,宋明家具装饰图案、题材样式、内容内涵广泛且丰富(图6),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植物纹样、动物纹样、几何纹样、器物纹样、人物纹样、叙事故事纹样[17]。但从婚俗礼仪上讲,婚床家具上的图案也有部分来源于《诗经》的题材。《诗经》所收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等,是古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18]。在婚床家具上,有很多《诗经》图案与装饰来寓意男女之间美好的爱情与真诚的内心。《诗经》中所吟咏的飞禽走兽、花鸟虫鱼、吉言佳句都可以成为雕花床上的木雕图案形象,带入到祈福纳祥的美好祝愿中,形成一个完整的形象隐喻系统。除图案装饰以外,婚床的雕花主要以诗礼文化为主,在最为恣意的私人生活空间中释放天性也要做到合于礼。孔子的学生颜渊向孔子请教“仁礼”的含义,孔子说不管任何时候都需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语行动都合于礼、合乎仁[19]。子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表明“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20]《诗经》三百篇是古人传递感情与真性情而作,任何时候都需要符合诗礼文化与仁义道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表明这是夫妇之间的人伦之始,万化之原,周公制作以《关雎》爲房中之乐,欲民正内外以端本原[21]。用贞鸟雎鸠形象表现固定的配偶,寓意夫妇之间情意专一。于是古人便用《诗经》的立意来解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图案,并将雎鸠、淑女等形象铭刻在床门之上,表明雕花婚床家具的大俗大雅。

▲ 宋明家具装饰图案题材内容

古代的婚床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样式并不一样,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像一个独立而封闭的小房间,跟中国古代木建筑构成类似。床的内部空间十分宽敞,床的正面挂有繁琐的帐幔,除被褥外还有一些梳妆用具和茶具等。俗语有云:“床上夫妻,床下君子”[22],古代的夫妻进入这个空间,才真正地成为夫妻,之后生活幸福的意义便在于香火不断和传宗接代。在我国的神秘床文化中,人类的生殖繁衍多与古代人的信仰有关。古人们多数喜欢具有幸福象征的图案,需要多子多福、女子婚姻、夫妻和合等图案象征。除诗礼文化与仁义道德的寓意以外,婚床中架子床的床面也多雕刻梅、兰、竹、菊、榴、莲子、葡萄、五子登科、和合二仙、鹤、蝙蝠、麒麟、仙鹤、双鱼、雎鸠等图案,具有祝福长寿、子孙昌盛、夫妻和睦、长寿不老、福满天地、年年有余、瓜瓞连绵之意。表现了人们祈念与亲人团圆,祝福婚姻和合的美好意愿。

另外,古代婚床中床俗、床神的装饰也与传统信仰有关。古代人笃信风水术,体现在设计和造物上就是人类寓意的象征和对美好生活幸福观念的向往。在中国古代礼教婚礼中,婚姻大事居“百礼之首”,迎亲是伦理与礼仪的常规。古代有以“百辆迎亲”“人伦有五,夫妇为先。大礼三千,婚姻最重”之说,即以车轿隆重地迎新娘。依据传统婚礼礼仪和风水术,人们常常在雕花大床的雕花彩绘纹饰上刻有卦象、卦辞等,将卦象纳入幸福寓意体系。首先,在婚床的床脚常常雕刻有卦象,一则是易经卜卦,可观天象;二则是能使床安放。《史记·龟策列传》有云:“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23]则寓意为人生好运与家中富有。床足的雕刻发展到明清时代,床腿有内翻马蹄脚、狮子兽爪脯、象鼻脚(母子双象脚)等样式,寓意太平有象。其次,在婚床的床面上会撒五谷作为装饰,俗称“撒帐坐床以辟邪”,寓意夫妻生活幸福美满、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子孙满堂。“撒帐”其实是需要在床上撒麻、豆、谷、米等谷物,“凡娶妇,男女对拜毕,就牀,男向右、女向左坐,妇女以金钱綵菓散掷,谓之撒帐。”[24]“撒帐”始于汉武帝,李夫人被汉武帝迎入账中,撒五色同心花果,寓意多子多福[25]。至此之后,凡夫妻新人进房,必须以麻、豆、谷、米等五谷来撒帐避邪。最后,婚床除了卜卦辟邪的床俗之外,人们也信奉床神。“床神”又称床头婴、右神,是保佑家人安寝,母婴顺产、合家幸福的重要神祗。新婚洞房有安床仪式,要察风水,祭床神。在洞房内安放新床时,必须依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窗门朝向、神位等因素确定方位,安放婚床时也必选吉日良辰,之后还要拜床公床母。总之,婚床的整个形制与精神文化上是以求夫妻相爱,使未来夫妻之间生活和美。

婚床涉及到人伦道德、器物制作、诗礼文化等内容。通过了解婚床的器物精神与文化精神内涵,为我国古代人伦造物的制度和文化价值观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也为之后设计研究、人伦价值、造物制度、造物思想、时代背景等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中国婚姻观念下的婚床设计有重大意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在古代婚俗礼仪中被文人墨客视为爱情最纯正的诠释,婚床家具的意义在于解释与释放幸福美好的时代印记。“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可见古代婚床的重要作用。婚姻中的婚床家具既符合古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内在的功能形式,也是人伦造物的结果,更是人们对幸福生活期盼的符号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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