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皇太后作为实际掌握国家政权近46年的统治者，世人对其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她既被视为“阴险冷酷的女性”，也被看作“迷顽执拗的老太婆”，还有人赞之为“进步开明的英主”[1]。即使是今天，学者对这位女性统治者的讨论依旧难达成共识。但从现存档案及文物的角度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慈禧皇太后的生活是极尽奢华与享乐的；不论是故宫还是颐和园内均辟有专供其膳食的寿膳房，足见其对饮食与养生的看重。体和殿作为慈禧皇太后于其五旬至六旬居于储秀宫期间的“餐厅”，从建筑装饰纹样至室内空间布局，无不体现这份重视，更承载了这位女性统治者对颐养需求与等级制度物化的统一。因此，对以体和殿这一膳食空间的解构与解读，有助于我们洞察这位掌权近半个世纪的女性无载于史书的内心世界。

慈禧皇太后一生先后居于故宫储秀宫、长春宫、燕喜堂、乐寿堂等处，但储秀宫是生育同治皇帝的场所，具有重要意义。据服侍慈禧皇后的贴身侍女何荣儿回忆，慈禧皇太后住在储秀宫，吃则在体和殿[2]。体和殿原为翊坤宫后殿，其建筑可见于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及乾隆《京城全图》。改建之前，此殿为后妃寝宫，雍正皇帝敦肃皇贵妃年氏、乾隆皇帝继后那拉氏、道光皇帝妃祥妃钮祜禄氏等妃嫔先后居于此处。目前已知嘉庆六年翊坤宫后殿曾有过小规模改造[3]，但直至光绪九年方成为今天所见的建筑形式（图1）。

▲ 图1 光绪九年重修后的储秀宫区域示意图

1.1 修建始末与内部空间划分

光绪九年（1883年），慈安皇太后已薨逝，光绪皇帝亦因年幼尚未亲政，一切权利实际掌握在慈禧皇太后手中。据档案记载，为迎次年其五旬万寿节，慈禧皇太后下旨将翊坤与储秀二宫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此次工程自光绪九年二月初踏勘至光绪十年八月进驻家具，历时近二十个月。在此次工程中，储秀宫宫门被拆除，原为两个独立院落的翊坤宫与储秀宫合为一个四进的院落；翊坤宫后殿由后罩房的形式改为穿堂殿，并于前后出廊，是为体和殿。

体和殿之名首见于光绪九年三月十三日的《活计档》中，并与其配殿益寿斋之额名同时确定。三月二十三日，造办处奉旨开单成做体和殿前后檐用匾及楹柱“抱月字对”[4]。五月，体和殿“头停揭完，铺设锡背”，原有的歇山式顶在此时被改为今所见的屋脊形式。六月九日，中正殿已着手恭制合龙宝匣内所供奉的经卷[5]，并于六月底由造办处恭制体和殿用“黄铜錾龙凤呈祥双喜字江山万代花样”的合龙宝匣。七月初一日起，体和殿开始内檐花罩及炕床的装修，并于十月中旬进行地面烫蜡，可见此时体和殿已基本竣工。落成后的体和殿面阔五楹，为硬山式顶，建筑内檐部分由花罩装修分隔为五个空间。

西稍间与西次间以包厢紫榆木杴框安装料的花梨木雕牡丹花天然式飞罩作为分隔。飞罩下沿做五峰波浪式，整体以圆雕的手法刻画了牡丹花丛茂盛而彼此茎叶勾连的景象。根据现场考察发现，飞罩东侧现存钩2排，上排9钩，下排4钩，为悬挂《宫女谈往录》中何荣儿提到的“虚扇隔”（图2）之用[6]。西稍间沿顺山墙安设有长一丈六尺一寸五分的“花梨木边腿紫榆木挂簷板杉木床”一张。床的形式为五堂式，并带有钉安西洋锁钥的楠木抽屉。此间地面下设有炕道，整体构成了一个具有隐蔽、温暖、紧凑等特点的小空间。

▲ 图2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体和殿西次间“虚隔扇”照片

东西次间与明间均以同样包厢紫榆木杴框安装料的“花梨木雕玉兰花天然罩”作为分隔，其工艺与前所述雕牡丹花天然式飞罩相同。体和殿明间为穿堂形式，至今仍保留了光绪九年的装修：前后檐安有楠木雕刻、玻璃镶嵌的隔扇风门及簾架窝风槅，既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风寒，又可确保门的捭阖方式方便而灵活。由于东西梢间均相对封闭，因此东西次间与明间共同形成了一个类似三开间的格局。从室内布局来看，东次间后檐部分安装有“花梨木边腿紫榆木挂簷板杉木床”，西次间则分布桌椅等陈设而并未设炕床，可见从先期设计规划时两个空间便已具各自的安排。

东稍间地面下同样设有地暖，其与东次间以十扇“花梨木碧纱厨一槽计”为分野，是一个相对温暖、隐蔽的空间。碧纱橱正反两面均有如意馆画师及词臣绘写的格心，西侧格心罩封洋玻璃，并于四角以“蝙蝠岔角”固定格心，东侧则钉安双鱼扣进行固定。室内后檐设有与东次间相同形制的炕床，而将炕床置于建筑北侧的原因主要取决于慈禧太后在体和殿逗留的时间。尽管体和殿前后檐均有出廊，但根据前后檐家具褪色病害的程度来看，每日午后建筑南侧难免处于曝晒的恶劣状态。因此对于每天仅在此用午膳及晚膳的慈禧太后来说，建筑后檐显然是一个更为适宜的空间。

1.2 装饰纹样及其寓意

从装饰纹样来看，体和殿室内装修的整体框架由三座天然式花罩及一槽碧纱橱组成，并以牡丹与玉兰纹样互为映衬，共同构成“玉堂富贵”的象征[7]。同时，花罩上方的横披窗与碧纱橱的隔扇心大量使用暗示慈禧身份的兰花作为装饰，并采用蝙蝠岔角这一具有装饰性的构件以四只蝙蝠拱护着其中的兰花格心（图3），以谐音和寓意的方式构建了一种并不常见的立体装饰手法[8]——暗示其人为福所佑的。固定格心另一侧的双鱼“铜吊牌”（图4），则暗示了这一区域为其福之缘起处。在中国历史上，鱼纹的象征意义历来较为丰富，如借用其谐音隐喻“连年有余”“吉庆有余”，又如在佛教八吉祥中双鱼象征佛眼[9]，但从体和殿内使用双鱼扣的动机及双鱼比目相接的形态来看，其更有可能寓意着一种两性关系。闻一多在其《说鱼》一文中，对《诗经》及古代民歌中的鱼意象进行了条分缕析，认为鱼是配偶的象征词汇，是“匹偶”和“情侣”的隐语。罗伯特·比尔（Robert Bill）亦曾提到“在佛教中，金鱼代表着幸福和自主”，在中国“双鱼代表着夫妻结合和忠贞不渝”[10]。因此双鱼扣在这一区域的出现是被作为慈禧向外界传达自己对咸丰皇帝雨露之恩念念不忘的物质媒介。

▲ 图3 体和殿横披窗上的兰花格心与蝙蝠岔角

▲ 图4 体和殿固定格心所使用的双鱼铜吊牌

体和殿乃至整个重修后的储秀宫区域，其装饰的主旋律是“福寿绵长”。而体和殿作为其用膳的场所，更重视对福寿题旨的表达（表1）。在体和殿内檐，双鱼扣是系于圆寿纹饰上的，隔扇的看叶也采用“寿”字作为其基本设计元素。更改屋脊形式时，建筑椽头同样添饰了元寿作为装饰；同时，体和殿前后楹联均为“金万万不断加元寿字加长寿字边木宝填硃样式”，而万万不断的形式正寓意着“寿”的“绵长”[11]。门与窗是体和殿内外檐交互沟通的重要枢纽，其上有非常多的福寿元素。前后檐隔扇风门与簾架窝风槅的裙板上，均雕刻有“万福万寿”“五福捧寿”等纹样，金属配饰亦为“铜镀金錾万福万寿”的形式。与之相配套的是前后二十四扇窗户的设计，上层支摘窗采用了“九寿万福万寿边纱屉”，下层则采用了“万福万寿玻璃屉窗”。此外，与上述通过纹样隐晦表达对福寿愿景的形式外，体和殿配殿的额名则直白许多，其“益寿”之额与体和殿之名同时确定，仿佛是对体和殿膳食空间的一个脚注，即希冀凭此道而益寿延年；“平康”之名较为晚出[12]，《尔雅·释诂》云“平，易也；康，安也”，平康即平安顺遂，亦可被视为对福的一种诠释，更是对“益寿”的一种补充。可见，体和殿既是空间上连接“觐见”区域与“内廷”寝室的一个枢纽，更被慈禧皇太后视为通过“食”与养生务实地通往“福寿绵长”的必由之路。

“室内陈设既是一种物质创造活动，也是一种人物特质衍化现象”[13]，在建筑内檐的大环境里，使用者与陈设之间，始终存在联系：即人决定了陈设的功能与形态，或者说是使用者选择了能够满足其需求的陈设；同时，陈设的形态与功能往往又规划了人的行动轨迹，围绕着陈设与人便会形成许多有别于由建筑结构划分而形成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小空间。以用膳为主旨的体和殿内部亦是如此。

2.1 用膳空间的架构

体和殿东次间为慈禧皇太后用膳的主要场所，并以“金花青地漆八仙炕桌”为其用膳的承具。虽名为“炕桌”，但其并非用于炕上，而往往配合一种“名叫土子根”的楠木矮桌落地使用[14]，同时，膳桌与“土子根”左右，靠墙各设有八仙桌一张，用来陈放“膳菜、点心、粥罐”。“土子根”即档案中常见的“图塞尔根”“秃思根”“秃丝根”，均为满文音译①，其高度为一尺六寸，与一尺高的膳桌摞在一起恰与摆膳的桌子等高。这种使用方式与荣龄对慈禧太后在颐东殿用膳场景的描述相吻合[15]，亦可解释在晚清档案中膳桌与秃思根常同时出现且数量相等的现象。在慈禧用膳语境下展开的空间内部，膳桌与秃思根是体和殿的核心，此外的一切陈设均为此核心功能的向外延展：与膳桌配套的宝座，用于摆膳的圆桌，江西景德镇烧造的瓷盘碗[16]，“以防菜冷”的银盖，还有装饰的花卉等等。午晚膳前，内务府会先传膳至体和殿进行摆膳，此时西次间由南向北摆两个圆桌，中间陈设膳桌与“土子根”，往来上菜的人从体和殿南门进入。经太监传来“膳齐”的信号后，慈禧太后方会至此。摆膳后东次间的空间较为局促，北侧炕前的空间并无太多富余，因此慈禧皇由明间进入此间时应是向南稍迂回后再向北行至座位的。落座后的慈禧太后坐东向西用膳，并与其身后形如围屏的碧纱橱共同构成一个与宫殿明间陈设模式类似的“宝座”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有着鲜明的等级秩序，侍膳之人只能位于“下首”之位。尽管从用膳行为本身来看，其仅属于日常生活的一个环节；但通过与之相关的陈设与空间的衬托，以及不同地位人“各司其职”之行为所营造的氛围，慈禧用膳时的体和殿更近乎一种制度化的物质体现。

节日庆典之际，体和殿内的膳食空间会转变为一种具有象征性的仪式空间，并呈现相应的仪式特征，秩序感与神圣性，同样经由陈设与人的互动而实现。但与常仪不同，年节时慈禧皇太后的膳食空间外延远远超出体和殿这一地理范畴与用膳这一行为概念，甚至整个过程会被赋予某种宗教意味。此时体和殿内会供膳三桌以比附天、地、人三才。其中天一桌在东尽间，人一桌在穿堂，地一桌则位于西尽间。若遇初一、十五皇帝或皇后侍膳，慈禧太后则先至专属于其的“人一桌”带领帝后向天地桌合手致意以“谢天谢地”，方才会“端端正正在膳桌前坐下”。这个仪式空间的构架或许与《大清会典》和《清代起居注》所记载的帝后侍膳皇太后之礼的传统有一定的关联，但这种传统的延续及其庄严感的烘托并非完全出于虔诚礼敬天地的单纯动机，更是一种彰显至高权力并由此巩固对内廷控制力的手段。正如其贴身宫女所形容，“老太后是天地之间唯一独尊的人物”；这恐怕是当时朝廷内讳莫如深的共识。尤其是在举办于大年初一的“天字第一号筵席”上，慈禧落座时，“五百太监”将被附会成五百罗汉而“齐呼‘老佛爷——万寿无疆’”，其膳食空间甚至可外延至普天之下，用膳的行为已然超乎礼的层面。“进膳期间鞭炮不许停歇”，以及以煮饽饽作为晚膳最后一餐的这些细节上，隐匿在用膳空间内部的仪式秩序感与强制性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慈禧皇太后用膳后会至体和殿西尽间与西次间休息、喝茶、吸烟，这两间自然构成了东两间“膳食空间”的配套空间。西尽间为慈禧皇太后饭后小解的地方，这一空间的使用功能便决定了西两间中间需挂软隔扇的内在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西尽间地面金砖下设有地暖，棉帘隔扇可以起到合拢热气阻挡寒气的作用；另一方面不透明的材质可以阻挡外面的视线，使西尽间成为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同时，慈禧皇太后有饭后吸食水烟的习惯，敬烟与敬茶的宫女同时分列其左右，慈禧皇太后则或坐于西稍间顺山炕边，或坐于西次间后檐的座椅上。

2.2 主体陈设的现存情况

据光绪十年内务府活计档的记载，最早一批进入体和殿陈设的家具共11种，计34件。对比老照片及《体和殿点收清册》，我们不难发现，虽然20世纪初体和殿内各间的格局已发生较大变化，但在婉容以此为书房时，体和殿内仍有一部分此建筑落成初期的家具遗存。同时，虽然清晚期至民国时期清代后宫内的家具继续维持着随人员流动或陏建筑修缮而流转的状态，但根据现存文物数量及特征，仍能够锁定出部分光绪十年入驻体和殿的家具。

在光绪十年进驻体和殿的家具中，有十件椅子最为特别。根据档案记载，同治十一年慈禧暂迁寿康宫时，曾将“紫檀木石心嵌蛤蚌椅子八张”挪安至寿康宫[17]。光绪十年慈禧迁储秀宫时，又将“紫檀木雕花嵌螺钿椅子十张”挪至体和殿，目前故宫博物院藏有底账名称为“红木嵌螺钿石心椅”的椅子12件，虽然此12把座椅在20世纪初的点查位置分散在故宫各处，但不能排除其为慈禧太后迁居乐寿堂及小朝廷时期婉容改造储秀宫区域时再次挪移并重新布局的结果。幸运的是，在20世纪初期的体和殿配殿老照片中可见一张与现存底账名为“红木嵌螺钿石心椅”的椅子形制完全相同的椅子，故基本可以断定其为光绪十年档案记载的10张“紫檀木雕花嵌螺钿椅子”之一，可见虽然体和殿区域在晚清民国之际经历过一些改造，但这一区域内仍保留了一些慈禧居此时的实物遗存[18]。

此外，在婉容居储秀宫时期，光绪十年《活计档》记载中的“花梨木炕桌”“紫檀木炕案”“花梨木嵌石心鼓腿琴桌”亦有部分存放于体和殿殿内，可初步判断其为慈禧时期陈设的延续。而《活计档》中记载的“紫檀木雕花牙八仙桌二张”与“紫檀木雕云龙大案”由于其特征并不明确，故宫现藏大量文物符合此二者特征，且《点收清册》对民国初年体和殿内桌案类文物的描述不甚清楚，因此无法完全判断照片中的八仙桌与长桌是否为光绪十年的原物，但笔者认为不妨兹列于此（表2），待日后新材料的发现再补证之[19]。

慈禧于1884年自长春宫迁回储秀宫，在储秀宫曾拥有的雨露之恩与诞育之情已成为其掌握权利的资本与背书。而这之后长达十年的时间，正是其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之际。体和殿作为这十年中慈禧皇太后用膳的空间，既是其休闲之处，亦成为寄托其福寿愿景的重要场所。

体和殿内的日常陈设是舒适而生活化的，即从人本角度出发，采用大量为慈禧皇太后所惯用的“旧家具”。同时又是主旨鲜明的，装修与陈设均呈现吉祥而福寿的特征。其内部布局以东次间的膳桌为起点进行延展，并由此形成一条无形的人与物的轨迹。这条轨迹上既有使用者的生活习惯，也有等级制度与礼制规范的区别；人物的流动与特殊场景时机的结合，兼容了生活的常态与仪式的庄严，令慈禧的膳食空间别具特色。

孟子尝云：“生之谓性也……食色，性也。”[18]中国人自古讲究民以食为天、以食为养，甚至出现了《饮膳正要》这种详细解读膳食与养生关系的著作。体和殿修建之时，慈禧已年近五旬，从体和殿装饰纹样与配殿匾额两个角度来看，此处充分展现了其个体愿望而非治世理想，呈现的是个体对福寿双全最淳朴的渴望。作为四进院落中由外而内的转化空间，体和殿不再需要如翊坤宫配殿“道德堂”及“庆云斋”这种向外彰显美德与祥瑞的额名作其脚注，而是更关注这位年将半百老人自身的精神诉求：平康与益寿。“体和殿”正是对此需求的回应。

参考文献：

[1]（日）田原祯次郎著,董丹译.日本人眼中的慈禧[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

[2]金易,沈义羚著.宫女谈往录[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3]为支领粘修翊坤宫东小院倒座房等应行办买方砖等项所需银两钱文纸张等项事[B]. 05-08-006-00090-0004.第一历史档案馆.

[4]牛晓霆,赵圆.明清家具靠背板装饰的匠意及传承创新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2,(01):18-22.

[5]居由,庄博勋,赵永军.传统文人家具的铁艺创新设计研究——以宋代李嵩《听阮图轴》香几为例[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2,29(02):22-25.

[6]贾薇.体和殿内檐小考[J].故宫学刊,2022(01):138-147.

[7]吕文博.中国古典园林植物景观的意境空间初探[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7.

[8]殷宇,张乘风.传统装饰图案在室内设计中的体现[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4(12):2.

[9]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10]（英）罗伯特·比尔著,向红笳译.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4.

[11]孙婷.中国传统家具装饰纹样中的“寿”文化[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4(06):29-31.

[12]王佳楠,刘新有.古旧家具病害的分类及价值辩证分析[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2,29(02):31-35.

[13]陈坎友《红楼梦》室内陈设美学与人物特质的关系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5(12):23-25.

[14]信修明著,亚伦整理.老太监的回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

[15]容龄等著.慈禧与我[M].沈阳:辽沈书社, 1994.

[16]铁源,李国荣主编.清宫瓷器档案全集 43[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8.

[17]李沙,李惠静 ,梁家年,等.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祥云纹样形式美分析与探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2,29(04):14-17.

[18]（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9]张佳芸.从文化层面探究中轴线的意义——以故宫为例[J].城市建筑,2021,18(14):66-69.

注：本文来自《家具与室内装饰》杂志2023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