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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中国设计共同体的参数化环境设计研究
类别:家具广场 | 录入者:fid | 发布时间:2023-10-11 [485]

今日的“设计”在国家建设层面越发得到重视,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也日益增强,如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快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2021年12月,生态环境部与商务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发挥建筑设计、工业设计、专业设计优势,支持原创设计开拓国际市场。以上这些政策,都表明中国设计话语权的建设得到了国家权威部门的认同与呼吁。包括多年来中国设计在科学研究、艺术创作、行业协会、设计展览、国际竞赛等学界业界活动上的频繁进行,足以表明其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诚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各行各业进入到全新发展阶段。数字化设计、参数化设计、虚拟现实设计、智能控制设计等高科技、新概念成为“设计弄潮儿”。但是,设计界在享受着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同时也逐渐迷失自我且丢掉了体现中国设计特色与思想的东西。人们开始反思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反思设计思维方式与创新理念的真正作用。结论是:设计的核心价值是艺术思维,而不是技术支配艺术,技术是助力。“参数化环境设计”[1],正是从环境设计专业视角出发,基于数字时代背景与中国环境的实际境遇,积极探索环境设计与参数化设计的交叉融合,以期用参数化设计方法来激活中国环境设计的话语权构建。这是一次优化基础学科建设,支持新兴学科发展,推动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的教学革新,也是迈向“中国设计”“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设计践行方式之一。那么,如何走向“中国设计”呢?本文从话语体系、现实境遇和路径构建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以期从理论角度和行动策略层面为处于时代变局的环境设计专业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近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学界重点论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发展道路。笔者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篇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截至2023年4月29日,在中文数据库中的检索结果:学术期刊2696篇、学位论文166篇,会议66篇,报纸573篇,学术辑刊15篇,特色期刊220篇,共计3739条数据(图1)。从发文数量看,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篇名”的第一篇文献发表于2014年,随后便开启了稳步发展阶段。2014年至2017年为最初形成期,发文38项。2017年至2019年为适度发展期,发文316项。2020年至2021年进入快速发展期,发文1612项,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占总比例的46%。2022年至今进入稳定发展调整期,持续保持发文1509项。从环比增长率来看,呈现前期波动较大,后期趋向平稳的态势。2018年波动较大,峰值高达390%,表明该阶段文献开始有较大提升。2019年至2021年保持在100%、120%和160%的稳定发展峰值,变动影响力趋于平稳。2022年起持续以20%的峰值,发文数量增速放缓,环比增长率降低。从主题分布看,主要围绕中国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实现路径等主题展开研究(图2)。其中以“文化认同”主题为例,文献统计有420项,占总数据的12%。可见,“文化认同”在共同体建构中所占重要位置。自古以来,文化认同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因此,共同体意识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价值内核和情感归属,是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所有文化汇聚的终点。笔者认为,中国到了一个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时刻,中国设计也到了一个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关键时刻。那么,中国设计共同体是什么?设计话语体系是什么?如何从中国最真实的设计实践变革和深厚本土文化资源中去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特点、预测新趋势。


▲ 图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篇名”

在中国知网中文数据库检索结果并得出整理数据统计


▲ 图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篇名”

在中国知网中文数据库检索的主题分布统计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认为:“共同体存在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自然的情感”[2]。可见,“共同体”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内在精神链接,并界定自我和区别他者,在共同条件下成员组成合体后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一般组织强调外在制度性约束和层级管理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文化认同”。因此,设计共同体可理解为文化共同体,指设计者之间有共同的背景、目标、文化、观念、思想、规范、风格、范式等,互相交流与合作来推动设计的发展。如德意志制造联盟和包豪斯教学体系,都具备观点一致、范式相同和相对而言稳定的学术真谛与资源平台支撑。最重要的是清晰明确的主体思维意识、精神风貌和价值立场,即“话语体系”。

回顾过往,中国设计的发展道路是充满曲折与艰辛的。因受到历史发展的影响,中国设计在追逐西方脚步的四十年间,通过自身不断的发奋学习与借鉴,在模仿的同时也迷失了自身设计语言。我国学者就曾提出当前的中国设计缺乏从宏观角度与视野去思考其发展前景,少有从学科发展层面去思考中国设计的特色,中国设计至今未曾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科体系。近几年来情况有所好转,在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的本土化问题研究上,李立新、邹其昌、柳冠中等人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李立新在《共同体建设与中国设计的未来》一文中提出“中国设计共同体”[3],呼吁建立中国原创性语言与理论体系,进而建立自己的设计共同体。邹其昌在论文《近五年中国设计学理论建设与发展概述: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问题探索系列研究》中探索中国设计基础理论、实践理论与产业理论构建的“中国设计学派”[4]。祝帅在论文《“全球史”背景下中国设计主体性理论的建构》中提出“中国设计学”主体性话语体系建构[5]。柳冠中构建“中国方案”的认知思维逻辑。另外,部分高校也开展相关探索与实践,如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构建设计学“中国话语权体系”,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提出“中国设计4.0”[6]学科新范式等。

从上述已有探索中可知,中国设计话语体系包括几点内涵:一是事实层次,指遵循中国真实存在的事实,这是学理归纳与逻辑推理的基础,是中国设计符合现实性的前提;二是逻辑层次,指中国设计要合乎设计发展规律,凝练和解决中国设计问题的理论表达;三是价值层面,指中国设计蕴含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传统,既有传承与发扬,又有转型与变革;四是表达层面,指中国设计话语的诠释方式、表达形式和传播路径反映中国设计的真实情况和基本规范,构建的话语能获得国际同行的关注、尊重、接受与认同。总之,设计绝不仅仅是一项技能,而是要纠正人们的生活目标,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文明形态。中国设计不再跟着西方的发展逻辑后面学习,而要解决中国面临的真实挑战,发展出中国的新思维、节制力与设计价值观。认清中国的资源现状,审时度势,重新定义引领和创造属于中国特有的模式[7]。

2.1“环境设计”的时代困境

中国环境设计经历六十年的繁荣发展,已经具备构建设计话语权的条件。前辈在环境设计的建设有目共睹,如奚小彭首次提出“环境艺术”设计概念;潘昌侯提出“人文环境设计学科”的概念[8];张绮曼与郑曙旸用大量资料论证了“室内设计系统理论与实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直至2012年环境艺术设计正式更名为环境设计后,环境设计才有了较为正式的学科定位与基本概念。但发展至今,环境设计仍直面几个问题:

第一,“设计教育之问”。从专业属性来看,环境设计理念在学术圈内部仍未能达成共识,缺乏专业定位自信和设计主流意识,缺乏自身的环境设计价值系统。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设计的概念与界定、内容与方法一直存在模糊与争议。潘昌侯就曾对环境设计的未来做过预测:“等待我们的是一个极为丰富、复杂、矛盾、多元,甚至是相对主义的学科研究前景”[9]。有部分原因是因为“环境艺术设计”最初由日本“舶来品”改造后而产生的专业,后又不断借鉴西方各种建筑类和设计类教学体系,加上国内开设该专业的学校类别各异,导致在国内各类高校的教学内容“东挪西借”,缺失本土化的环境语言。国内有学者在学科更名后甚至说:“眼见一个曾经边缘化的学科历经动荡逐渐走向稳定成为主流,但它的思想无法跟得上它飞速扩展的步伐,以至于在新世纪中遭遇一系列挑战之后迅速走向沉沦”[10]。可见,环境设计应避免在多元化时代浪潮中迷失学科方向。另外,在育人目标方面,环境设计是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服务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服务本土环境语言传承的。但就目前全国700多所高校专业设置来看,人才培养目标过于局限。缺乏对家国情怀、文化自信与国际视野的培养;缺乏对交叉融合的跨专业复合型设计人才培养;缺乏对系统知识与科学方法的学习;缺乏用专业知识去思辨问题、解决问题的自主创新能力。

第二,“科学研究之问”。这里以“环境艺术设计”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中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分析的方法为例。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进行统计研究,从发文量及文献类别分析、文献学科及基金资助分析、机构及区域分析、核心作者及被引情况分析几个方面来进行综合论证,结论是:以1986年至2022年作为分析区间,从发文量来看,从1986年第一篇发文起,1986年至2001年为萌芽发展期,2002年至2015年为迅速发展期,2016年至2019年为成熟发展期(图3)。显示为以期刊为主要研究载体,以建筑科学与工程为主要学科,以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为主要科研项目,以高校教师为主要学科推动者,围绕湖南省和湖北省为核心研究区域,核心发文被引次数逐年呈上涨趋势[11]。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分析数据也表明了科研方面的不足。如研究时段较短,文献数量虽逐年上涨,但有影响力的重量级文献较少。从研究层次上看,以800篇综合样本做数据分析(图4),其中“技术研究与开发”发文量最高,统计数据389篇,占49%。其次是“学科教育教学”,发文量242篇,占30%。可见,在数字时代与复杂社会等发展因素的影响下,理论研究依旧难以转化为生产力,技术研究类文献数量偏多,理论研究明显不足且质量不高,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点。环境设计教学过程中存在“重概念、轻落地”“重实践、轻理论”“重物质、轻思想”“重形象、轻逻辑”“重技巧、轻内涵”等问题。如何在科研与教研中将这些问题进行平衡并进行相互转化都值得思考。


▲ 图3“环境艺术设计”为“篇名”

在中国知网中文数据库检索结果并得出整理数据统计


▲ 图4“环境艺术设计”为“篇名”

在中国知网中文数据库检索的研究层次分布统计

第三,“设计实践之问”。中国的环境艺术设计实践是与实用要求紧密相关,与国家建设的步伐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设计实践以发达国家为范本,进行基于改革开放物质基础过程的大力建设。加上85美术运动的影响,使得当时的设计实践高度体现了艺术对民主和科学的诉求,整体呈现出一个朝气蓬勃的开创时期。进入90年代后,中国进入城市化大力发展阶段,促使环境艺术设计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专业,但大规模的扩招也导致了数量和品质的严重失衡。设计实践片面遵循着设计经验与教条,严重忽视了环境精神内涵的表达。因此在上个世纪后20年里,设计实践呈现一种高度发展的假象,艺术的本质消失殆尽,环境意识非常薄弱。直至21世纪后,在环境意识觉醒、环境学科引入、环境保护运动的回应、当代艺术中的环境实践等多领域的共同影响下,环境艺术设计实践在各类层面进行自身突破。值得反思的是,在数字技术盛行的当下,设计师们在努力适应数字技术使用的同时,却沉迷于技术所带来的特异造型之中,陷入为了形式而形式的局面,过度追求视觉感受而造成设计内涵匮乏,甚至是对本土文化的遗忘。环境设计实践本质是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上,以科学研究成果为导向,来创造理想生活空间的工作活动。那么,如何解决真实环境问题为目标才是环境设计实践的真正价值所在。

2.2“参数化设计”的时代机遇

事实上,参数化设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西方国家产生起,便迅速被我国设计者们“引进”与“效仿”,经过了四十年的发展,这项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其设计观念、方法、范式、技术都占据了城市设计、景观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等多个设计领域。著名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也设有“前卫先锋”一栏评选机制来鼓励设计师们向参数化设计方向发展。可以说,参数化设计为设计界带来了新的机遇。

2.2.1 设计教育的机遇

参数化设计教育最早诞生于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保护研究生学院(GSAPP)1994年成立的“无纸设计工作室”,教学内容覆盖至三年制“建筑学硕士”学位的第三年,以及一年半制“建筑设计科学硕士”学位的全部设计课程。我国参数化设计教育开始于清华大学上世纪90年代的数字化建筑设计教学的探索,主要学习西方高校成熟的教学模式,集中在建筑学设计教学,部分艺术设计专业逐渐开始重视起来,如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成立数字技术“建筑运算与应用研究所”来实现教学实践;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首次在2003年开设“非线性建筑设计课程”;同济大学成立数字设计研究中心,在本科及硕士课程中开设有关建筑生成理论、算法原理、编程知识、生成设计方法、数字化设计发展、机器人建造、交互式与响应式建筑设计、人工智能技术等教学内容;南京艺术学院2012年率先在全国将“参数化设计与数字建造”引入环境设计教学。总之,参数化设计教学在多年的教学建设中已逐渐形成体系,虽然所在的学科门类不同,各高校的研究侧重点也不同,但在教学研究、教学实践或其他教学活动上已获得显著成效。这些都得益于高校为发散设计思维提供自由平台,是高技术实验研发的有效支撑,其教学与研究中提倡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

2.2.2 科学研究的机遇

参数化设计是有别于传统设计方法的,是一种基于计算机平台的过程算法思想,借助运算技术将设计参变量化,设计过程受到参变量控制,即量化事物之间的参数化设计逻辑,形成设计意图和设计响应之间的关系,其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用来操纵复杂几何形体和结构,形态的形成、发展、变化都可以通过参数的改变来实现,从而获得自由、动态、复杂、多解的形态,为设计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于是便涌现出大量前卫设计师及其思想浪潮,如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塑性建筑”,格雷格·林恩(Greg Lynn)的“动态形式”。设计界顶级国际学术刊物《建筑设计》(Architectural Design)和《设计研究》(Design Studies)都曾多次发布参数化设计专刊,全方位解读其概念、实践及教学。直到帕特里克·舒马赫(Patrik Schumacher)提出“参数化主义”[12],才使其有了真正意义上集体认同的理论、一致的观点和相同的范式[13]。另外,参数化设计也包括从非物质到物质的设计过程,从算法生成到数字建造[14],是一种全新人机协作设计方式(图5)。当然,我国的参数化设计虽然起步晚于西方国家,但通过不断追赶也逐渐走向成熟,并积极探索属于本土化的设计理论、设计方法与设计实践。如清华大学徐卫国教授与英国建筑理论家尼尔·里奇(Neil Leach)教授自2008年联合出版的《快进、热点、智囊组》等著作,同济大学袁烽教授与尼尔·里奇教授以及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计算设计学院阿希姆·门格斯(Achim Menges)教授一起合作的《建筑数字化编程》《建筑数字化建造》和《建筑机器人建造》,对从数字化编程到数字化建造进行全过程介绍。我国在多年的“效仿”过程后逐渐形成自身的设计体系,关注本土文化性和本土技术性的置入与融合。

 ▲ 图5  参数化设计流程

2.2.3 设计实践的机遇

参数化设计实践是真实解决复杂社会对形态的多元需求问题。国外参数化设计实践的发展得益于高精尖科技发展的支撑而日臻成熟,主要归结为两个重要因素:高校研究机构实验实践和建筑事务所设计实践。一方面,高校设计实验研究与常规课程教学模式不同,实验目标不是“育人”,而是“创新”。主要以工作室或研究机构作为实验平台,以研究人员为核心工作者,运用前沿软硬件来进行多学科的实验探索,形成具有学术性与实践性双重体系的实践结果。如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的生成计算设计和机器人建造整合应用。建筑事务所设计实践更加重视项目的真实性与可行性,不停留于设计原型的实验阶段,更重视与现实经济、环境现状、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等客观条件的合理规划以及真实建造实体结果。

直至今日,我国作为全球数字科技大国同样面临着数字时代带来的新挑战,从而不断增强着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报告《数字时代的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指出“数字化浪潮将席卷中国,拍打着各行各业,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转型机遇,提升效率、生产力,以及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15]。当然,这也造成了我国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人才缺口大。据2016年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估算,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机器人领域人才缺口将分别达到450万、400万和450万人[16]。足以见得,数字技术势必会影响产业革新、行业升级与人才需求[17-18],成为设计转型的一大强劲助力。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等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开始逐步设立数字化研究实验室与搭建数字设计国际平台。建筑事务所的设计实践如MAD建筑事务所的哈尔滨歌剧院等在国际竞赛中屡次获奖。

2.3“参数化环境设计”的顺势而为

在面对环境设计自身仍未完善,但数字时代快速发展的需求下,环境设计也迎来了它的转型机遇。笔者在基于传统环境设计的基础上,历经十年的专业建设,逐渐探索且形成了完整的参数化环境设计体系(图6),包括基本理论、发展概况、概念阐释、生成方法、图解方法、建造方法和发展前景等内容的体系建构。并且以校内改革、校校合作、校企合作、产学研究、竞赛参与、访学活动、论坛研讨、校坊研学等多种方式作为教育体系建构支撑。参数化环境设计的提出,顺势而为,且势在必行。

▲ 图6  参数化环境设计

2.3.1“势”在政策支持专业转型

为鼓励积极发展新兴专业、打破学科专业间壁垒,推动文科与理工科的交叉融合,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印发了《关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正式提出包括“新文科”在内的“四新”概念。2020年,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来全面启动新文科建设。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设计学”移入“交叉学科”门类,可授予工学、艺术学学位,设计学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跨学科发展机遇。为此,环境设计正式踏上了创新转型之路,环境设计学者与设计师都需及时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肩负起学科转型的时代使命。这里的“交叉学科”主要强调“系统”与“交叉”两方面含义。早在1981年,庞薰琹就对当时还名为室内设计专业提出过“系统性”和“整体性”发展建议,郑可、奚小彭和潘昌侯等人都将认可该观点。在2011年版学科目录中,“‘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的表述,则为艺术与科学的统合。······设计学的科学发展取决于艺术与工学两类学科在同一平台进行教学、研究、社会服务和传承创新的水平。要在中国实现设计学的科学发展,就必须整合两类学科的有限资源,使艺术与工学在可能的领域从分离走向统合”[19]。从如今设计学科大发展来看,方晓风将综合性或跨学科性作为设计学科最显著特征;祝帅认为设计学科系统特征是“学科间性”;周志则认为“设计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造物的原理、技术的提升、生产的优化,以及人的内心世界(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组织关系(政治、社会、经济),而是如何构建并思考人与造物、与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之间搭建起和谐的桥梁”。设计是具备“间性特质”的,看作是一种静态的概念,要将它们放到与“他者”(即其他学科)发生关联的动态过程中去看[20]。参数化环境设计亦如此。环境设计与参数化设计的关系可以理解为“自我”和“他者”的交互关系,强调环境设计本体的开放性、多样性、交互性,这种性质在于参数化设计这种“他者”的跨学科之间交往中才有价值,既系统综合,又交叉融合。

2.3.2“势”在科学理论有据可依

环境设计理论与参数化设计理论都已有较为完整的研究。首先,环境设计理论方面,在历经长久争议后,我国学者认为吴良镛院士在1995年提出的“人居环境科学”[21]可作为中国环境设计的理论基础,它是针对我国建设的实际真实问题,以居住环境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群[22],以此来构建中国环境设计话语权,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过去环境设计无系统基础理论的复杂局面。如胡飞认为“人居环境科学”是世界设计学科理论体系中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23]。部分学者则以此来相继提出定义,如郑曙旸提出“人居环境的微观系统”[24],娄永琪提出“生活空间生态系统”[25],过伟敏致力于中国本土化环境设计语言传承与创新[26],这些都是关注人居环境下“自然、人和社会”之间不同角度与类型空间的关系性问题,具备极强的系统性特征。其次,在参数化设计理论方面,得益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系统论、控制论、协同论等建立,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不断扩展,涉及领域甚广,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和社会科学等基础性理论研究,如参数化设计主张“非常规”的形态基本都是源自于对自然界的形态仿生和进化思维构建,从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物种起源》提供形态溯源,到温斯托克(Michael Weinstock)的《自然发生的科技和设计:走向建筑的生物学范式》提供交叉探索,这些都属于其研究范围。又如从自然科学出发的混沌理论、分形理性和涌现理论,直接为参数化设计理论提供了科学性思路[27],如约翰·霍兰德(John Henry Holland)的《涌现:从混沌到有序》一书生成思维被设计师认为是参数化思维的起源。另外,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的《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从观念到形体的哲学思想为参数化设计提供内涵驱动力,用“由表及里”的方式将参数化设计上升至思想精神层面的实践活动。直至《建筑学的自组织系统》一书全面构建参数化主义理论体系。至此,理论研究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有据可依”。

2.3.3“势”在设计实践达到成熟

参数化技术的成熟程度已经是有目共睹的态势,自二维绘图技术、三维建模技术到参数化建模技术的不断完善,设计实践方式变得多元,与真实建造逐渐形成了完整的设计产业链。首先,基于非物质工具的参数化建模技术主要把握几点内容:一是技术信息的获取,直接影响着设计的主观形体与客观制约条件。二是技术建立的关系,将客观信息进行基于参数化语言的“参数转译”,得到参数后建立起“约束组织”的数理关系,并通过关系建立信息之间的“参数关联”,从而得到一整套系统的逻辑过程。三是技术表达的方式。有别于二维绘画和三维建模的“单向输出”,建模技术由“工具”转为“伙伴”,也意味着存在“双向交互”的表达逻辑。其次,基于物质化工具的数字建造实现数控机械、智能机器人、3D打印技术、多元复合型材料的产生与量化,实现了从“传统建构”“现代建构”走向“数字建造”的产业转型。国内有学者认为,现阶段的转型状态从身份认同上看,建筑师与工匠两种身份从“人机分离”工作走向“人机协同”工作,再到“数字工匠”的新身份转型;从操作工具上看,逐步从“传统手工”和“传统机械”走向“数控机械”和“智能建造”的使用;从使用材料上看,开始从“传统成分”走向“多维成分”,再到新兴“复合成分”材料转型。这种基于算法设计与数字建造的设计方式建构起完整的数字链产业系统。

本文的参数化环境设计是因前述的“势”而发展起的新兴学科。但是,从整个大学科的视角来看,参数化环境设计属于设计大类中的重要专业之一,将环境设计置身于中国设计的时代背景下,建构属于中国独特的环境设计语言与理论的方法之一,是为世界设计在当代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那么,如何走向中国设计共同体所做的“为”可由以下四个主要建构路径:

3.1 持续提升专业内涵,形成学科发展的共识

参数化环境设计是在环境设计与参数化设计两者已具备成熟专业内涵基础上提出的,更应该持续提升专业内涵。首先,深入理解交叉学科的发展属性,明确环境设计学科发展方向,继而革新与深化课程内容,推进新型交叉学科教材建设,充分发挥课程与教材的育人功能。其次,师资力量是提升专业内涵的重要因素,培养教师能熟练使用参数化工具的能力,达到业务精湛、数量充足的师资队伍,逐渐建立起以课程群教学与专业建设的基层教学组织。第三,建立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多元教学资源,从软硬件层面来满足专业教学需要的基地与平台建设等,是培养新型复合型设计人才的有效条件保障。最后,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家国情怀、文化自信与国际视野等方面进行培养;对交叉融合的跨专业复合型设计人才培养;对系统知识与科学方法的学习能力、思辨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培养。

3.2 完善科学理论体系,形成思维建构共识

挖掘中国环境设计资源,不断完善参数化环境设计理论体系,改善“重实践、轻理论”“重物质、轻思想”“重形象、轻逻辑”“重技巧、轻内涵”等科研与教研问题。环境设计话语具有历史连续性与资源持续性两个特征,因此,理论建构的前提是不断从演变脉络中找到中国环境设计的自我定位,来实现自我持续发展与内生迭代演化。其一,不断修正理论研究的方法,用统计学来完善数据,用逻辑学来建构思维,用哲学来进行思辨,用科学来得到生成。其二,完善理论体系的结构,用学科群的视域来建构理论的系统观,将原则、内容、方法、领域、技术、观念等进行关键界定,以共同体意识在群体内形成辐射,成员间对参数化环境设计都有同样的观念、身份、语言、文化和精神,集结在同一种设计范式下进行理论研究与设计实践。其三,修正理论研究范式,学者和设计师之间不断研讨,彼此交流,形成团队,共同建立新的理论价值范式。在广取博收中扬弃重建,在批判实践中转化检验,不断推陈出新。

3.3 革新设计实践范式,形成设计业界共识

扎根中国设计实践,摆脱旧的设计范式,建设新的设计范式。参数化环境设计在数字时代是有别于以往环境设计的实践方式,它有特定的认知构型和思想框架,旨在彰显引领力与显示度。它是基于参数化设计范式,以新概念、新命题和新思想来充盈中国环境设计的历史,打通两者的学科界限,形成对话和相互作用,继而形成新环境设计范式,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有明确的内涵指向。中国环境的话语是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环境属性特征和语境范畴的,有自身的设计文化特质和中国环境的现实问题。参数化环境设计的最终是环境设计本身,而不是参数化技术,所构建的设计话语可与西方设计理念形成互补。其二,有持续的发展脉络。参数化环境设计的话语与传统环境设计具有不同的问题域界和意义指向,它将与参数化设计的历史脉络同步进行。其三,有独特的应答方案。以问题导向来改造真实情况,以数字技术为手段来体现设计特质,用科学理论为基础来引导设计实践。宏观理论与微观叙事的结合,从中国设计大体系中回答环境设计的问题。

3.4 合力建构体系思想,形成全球设计学的中国共识

首先,凝聚前述各方核心思想,形成合力来助力共同体建构。理论研究、设计实践与设计教学等方面全都侧重于此,凝聚成合力,融入精神特征,使学者和设计师们产生共同目标、思想、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形成系统,建立体系,建构“流派观”,呈现中国语境下的设计面貌。其一,根据学科革新与专业创新需求,凝聚多维设计教学。制定系统化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评价等,从教学层面融入中国设计本质的精神内涵。其二,基于多元理论现状,凝聚各方理论研究。在环境设计理论与参数化设计理论二者综合下,在差异中寻求协同,在交叉中实现融合,将其整合为参数化环境设计的基础理论。其三,借助数字技术优势,凝聚各类设计实践。参数化环境设计包含从学科内到学科外、从物质到非物质,从理性到感性,从普遍到特殊,从美化到创造的多元设计内容,设计实践应将其作为核心思想来开展设计工作。

其次,走向中国设计共同体意识建构是回应时代发展的挑战。回应一,从宏观来看,全球一体与地区差异的共存。任何时代,环境及区域差异都是存在的。在全球化时代,环境设计要汲取先进科学技术文化,注重地域特征,探索科学地域发展道路,对其进行传承和创新。回应二,从中观来看,数字中国的全方位建设需求。中国置身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不断向中国式现代化靠近,向世界化前行。参数化环境设计从理论体系、实践发展、学科建设等方面做整体布局,打造设计学科的数字文化,来回应数字中国建设的总体目标,不断实现内涵多元化、方法多维化、技术智能化和教学系统化的全面提升。回应三,从微观来看,环境设计革新目标是走向中国设计。参数化环境设计提出的新设计范式,是为问题而来,到环境中去;为方法而来,到实践中去;为工具而来,到经济中去;为设计而来,到世界中去。

如今,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优化学科建设布局,支持新兴学科发展,推动跨学科研究,构筑全面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体系[28]。在这个时代命题下,参数化环境设计作为环境设计专业创新策略之一,它的提出显得意义重大。

首先,“向内”的自我身份符号建构。自环境艺术起,到环境艺术设计,到环境设计,再到参数化环境设计,不管其系脉如何发展,环境设计作为中国特色专业都应形成自我身份的文化符号,自我定位的话语体系。笔者认为,构建参数化环境设计的中国话语体系既要认清时代的未来发展趋势,在具备包容性与创新性的同时,也要立足于中国设计的现实情境,把握现实之需、时代之规、历史之情、未来之势。

其次,“向外”的面向世界设计对话。参数化环境设计的目的是走向中国设计共同体,但更重要的是在世界话语交锋中塑造中国环境设计的特色形象和世界意义。习近平2021年5月在人民日报中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29]。如此,参数化环境设计以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为终极目标,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在国际拥有话语权,对世界设计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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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来自《家具与室内装饰》杂志2023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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