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式家具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家具中蕴含着优秀的设计思想,早在上世纪初期就给予西方设计师以启示和源源不断的灵感，亦是中国现代设计师的文化底气与原创动力。然而，明代以前的家具实物遗存稀少，不利于传统家具设计的系统研究。因此，出现在绘画、文献插图、壁画等中的古代家具图像就显示出极高的研究价值。敦煌壁画中的家具图像纵贯魏晋南北朝至元代，体现了各阶段古人的生活习惯、民族文化、生产条件、地理气候和创作思维等。杨森[1]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梳理了敦煌壁画家具与中原传统家具的关联与差异；邵晓峰[2]从图像学角度研究敦煌家具图式的演变模式，进而归纳了中国传统家具形制演变的发展脉络；刘显波[3]通过文献、图像与实物研究等方法，揭示唐代敦煌壁画家具的形态演变以及人文内涵。本文试图从设计学视角对敦煌壁画家具展开研究，主要利用莫里斯符号学从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三个维度对壁画家具进行分析。其中，语用学强调了特定语境中语形和语义符号的分析，此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完善了其他符号学只侧重于抽象实体的形式或内容的单边分析。具体为：一方面，语用分析揭示了壁画家具符号在特定情境中与人的关系;另一方面，语用分析描述了符号解释者对语形与语义符号的使用过程，有利于后续对壁画家具符号或资源展开再利用的研究;最后，结合语形、语义和语用的三个维度分析涉及器物的形式、内容与体验，有利于壁画家具中设计思想的系统研究,其结果将为中国设计师进一步拓展优秀的传统家具设计资源。

1.1 莫里斯符号学理论

通过对鲁道夫·卡尔纳普（Rodulf Carnap）的逻辑句法学、奥格登（C.K.Ogden）和瑞恰兹（I.A.Richards）的经验主义语义学、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实用主义符号学和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社会行为主义理论的完善和发展，美国符号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在1938年出版的专著《符号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将符号学分成三个维度，即语形、语义、语用。语形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及其所使用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4]。

1.2 莫里斯符号学的应用与优势

莫里斯符号学的语用学维度强调符号的具体用途，打破了以往形式研究与内容研究二元对立的局面，较于其他符号学具有较强的时代应用意义[5]。随着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莫里斯符号学逐步应用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推动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进程，其最早应用于语言学，探讨的是不同语境中语形特征和语义内涵的互动方式和效果。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将莫里斯符号学理论应用到文化研究中，融合心理学、传播学、哲学、逻辑学等诸多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深度阐释了符号及符号活动在人的自我创造，以及自我与社会相互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工具性效用[6]。

纵观设计学领域，李淳[7]等人试图运用莫里斯符号学满足用户对地域文化解读、认知与传播的多重体验需求。谢佳敏[8]应用莫里斯符号学创新性地提出了家具设计编码规则，以优化设计实践。但从敦煌文化研究来看，莫里斯符号学的应用极少，针对敦煌壁画家具的分析则更为罕见。

2.1 敦煌壁画类型及简介

敦煌壁画通常分为十三类：（1）经变画：以绘画形式“图述”佛经内容，以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为代表；（2）本生故事画：释迦牟尼的“前生善行”，如鹿王本身故事、尸毗王割肉贸鸽等；（3）因缘故事画：释迦牟尼向普罗大众传达灵魂不灭、轮回转世、因缘报应等人世间各种事物所形成的因果报应之间的关系，如五百强盗成佛、善友太子入海取宝等；（4）佛传故事画：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如五代第61窟壁画，讲述了释迦牟尼诞生之前到涅槃的全部情节；（5）佛教史迹故事画：讲述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些高僧或某些地方的佛教圣迹的传说故事，如迦叶波救如来溺水、大头仙人等故事；（6）尊像画：画面主要表现佛、菩萨、弟子及诸天等形象；（7）山水画：在壁画中多作为佛教绘画的背景或故事画的情节分割物出现；（8）出行图：描绘敦煌地区官员的出行情境，如张议潮夫妇出行图和回鹘夫人出行图；（9）动物画：包含现实动物、神瑞动物及装饰图案中的动物图像；（10）音乐舞蹈：常出现于各类经变图中，如天宫伎乐、反弹琵琶舞姿；（11）飞天：出现于不同类型的经变画、故事画和说法图，有童子飞天、六臂飞天、裸体飞天等；（12）中国古代的科技史画廊：包含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如农业生产、天象、纺织科技、建筑等；（13）生产生活：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如饮宴出行、踏青采绿、耕耘狩猎等[9]。

2.2 敦煌壁画几案类家具图像

敦煌壁画家具主要含床榻类、坐具类、几案类、杂项类等。其中，几案类家具图像多出现于表现中国古代科技、生产生活和民俗生活的壁画中。

表1为整理后的几案类家具，涉及隋唐、五代和宋代多个时期，主要分为几类、案类和桌类。几类家具包括凭几、栅足几、翘头曲足几等；案类家具有高案、长案、供案、八字腿高案、壶门托泥式案、镜架案、轮足案、棋案等；桌类家具主要为八足桌等。

利用莫里斯符号学对敦煌壁画几案类家具展开的分析如下：（1）语形学分析，主要为几案类家具形态、色彩、装饰的语形符号；（2）语义学分析，主要为几案类家具语形符号的语义内涵；（3）语用学分析，主要为几案类家具中人—家具—情境三者之间的互动方式。

3.1 几案类家具设计的语形学分析

3.1.1 家具形态的语形学分析

家具形态的语形学符号通常体现为家具造型的外在形体。表2以正视图、俯视图和侧视图的方式展示了几案面和几案足的语形学符号，含几案面中的三面围栏、拦水沿、棋盘等，见莫高窟初唐334窟、盛唐103窟、宋468窟；几案足语形学符号尤其体现出家具形态的差异，如曲直腿足、侧脚收分足、栅足、多列壶门足、轮足等符号特征。

3.1.2 家具色彩的语形学分析

敦煌壁画色彩绚丽丰富，如表3所示，色彩语形符号分为家具环境色彩语形符号和家具本体色彩语形符号。壁画中家具环境色彩的用色主要有石青、石绿、朱砂、银朱、朱磦、赭石、土红、石黄、藤黄、靛青、蛤粉、白土、金箔、石墨等数十种[10]。隋及初唐色彩以红、青、绿、赭为主，整体色彩明亮饱满、艳丽绚烂。盛唐以后主要以青绿冷调为主，色彩对比强烈。家具本体色彩符号主要为原木色、石墨、赭石、土红、靛青、石黄、石青、石绿等，其中几案面用色多以浅色为主，几案足多以深色为主。图1所示为晚唐莫高窟第85窟东坡壁画《楞伽经变之照镜喻》，其家具环境以大面积的石绿、石青和小面积的石黄奠定了色彩主基调；家具本体的几案面则饰以石绿，唇口饰以土黄，几案足髹黑漆，托泥用朱砂，与环境色彩形成了灵活轻快、色彩和谐的画面。

▲ 图1 晚唐莫高窟第85窟东坡壁画《楞伽经变之照镜喻》

3.1.3 家具装饰的语形学分析

装饰的语形学符号可从构件装饰、材料装饰、织物装饰三个方面来分析（如表4所示）：（1）构件装饰符号兼顾了实用与美观，如横枨、拦水沿、托泥等（见表4的4-1、4-2、4-4），既是家具的功能构件，也是重要的局部装饰；（2）材料装饰是指家具图像表现出的肌理和髹饰。肌理强调材料的质感和特性，髹饰则突显工艺之美（见表4的4-7、4-8）；（3）织物装饰多出现在帷幔案中。帷幔供案织物（见表4的4-9、4-11）以装饰精美、花纹丰富、多层织物的特征出现在经变画和说法图中；帷幔食案（见表4的4-10、4-12）多以单层素色织物、无花纹或少量花纹的特点出现于宴请聚会的情境中。

3.2 几案类家具的语义学分析

3.2.1 家具形态的语义学分析

家具形态语义是对家具形态语形符号内涵特征的分析，有效地传达了该家具的形制、使用功能以及情感内涵等信息。家具的形态语义主要表现为礼制语义和审美语义。首先，礼制对家具形态的影响体现在几案家具的高低、几案面和几案足的语形学符号之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等级、身份、地位和权力。如图2《维摩诘经变》所示，维摩诘倚坐的高座前置有曲栅足供案，案上供以香炉。盛唐时期是家具从“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的过渡阶段，该壁画中高座、几案等高型家具的使用突出了维摩诘地位尊崇的礼制语义。其次，家具形态的审美语义受胡汉文化、生活方式、建筑艺术以及画师本身的审美素养的影响，反映了几案家具形态语形符号中的比例、虚实、节奏、韵律等审美语义内涵。其中以几案足的语形符号为代表，如壶门足（见表2盛唐莫高窟445窟的几案足语形符号），其源于佛教建筑的须弥座，形态的曲直相济和虚实相生，增加了家具形态的审美性；栅足（见表2初唐莫高窟334窟的几案足语形符号）以连续排列的节奏韵律增加了家具的形式美感。

▲ 图2 盛唐莫高窟103窟东壁窟门南侧壁画《维摩诘经变》

3.2.2 家具色彩的语义学分析

敦煌壁画色彩是对受众普遍情感的抽象与提炼，色彩语义贯穿于壁画的观念展示、视觉呈现及情感表达中[10]。初唐的佛教教义给战乱中的受众带来了极大的心理慰藉，该时期的壁画色彩表现出国家的兴盛、民族的包容，受众们的自由和乐观，因而壁画色彩多使用暖色调为背景（见表3初唐的色彩语形符号）。图3所示为初唐《佛图澄与后赵皇帝石虎》，该壁画以石黄为主背景底色，几案面也赋以石黄，体现出气势恢宏的视觉感受。中唐时期，吐蕃入侵，社会动乱，壁画中对大唐的种种怀念情绪流露在石青、石绿为主的冷色调中（见表3中唐的色彩语形符号），色彩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图4所示为中唐莫高窟第159窟西龛内西壁壁画，该壁画背景色饰以青绿，其帷幔供案的案面与背景色一致，案足髹朱砂。可以看出，初唐时期金碧辉煌的色调被清新雅致的风格所取代，表现出受众内心隐秘的情绪和宁静内敛的感受。

▲ 图3 初唐莫高窟第323窟《佛图澄与后赵皇帝石虎》

▲ 图4 中唐莫高窟第159窟西龛内西壁壁画

3.2.3 家具装饰的语义学分析

家具装饰的语义主要有构件装饰语义、材料装饰语义和织物装饰语义三大类。（1）构件装饰体采用点线面的形式感传达语义，表现为：栅足（见表4的4-3、4-6）以有规律的线条排列成面，产生了一定韵律感,增加了几案腿足的通透感；横枨（见表4的4-1）以线的形式增加视觉重量，达到视觉上的平衡感；（2）材料装饰通过不同的材质所呈现出的视觉和触觉感受不同，例如木材（见表4的4-8）给人的感受是自然亲切，追求本真的审美情趣，体现了古人崇尚自然、师法自然的艺术宗旨；（3）织物装饰的丰富搭配（见表4的4-9、4-11），织物饰以植物、花卉、几何等纹样点缀，层次多样、视觉饱满，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衬托出佛教庄重的氛围。如图5中唐158窟中的帷幔供案所示，该案为双层帷幔案，其底层织物为黑色织布，上层织物为褐色装饰线、绿色锯齿形花边和条带状的几何织物装饰[11]，壁画中织物的多种搭配，装饰感极强，营造出一种庄重感和仪式感。

▲图5 中唐158窟窟顶东坡中的帷幔供案

3.3 几案类家具的语用学分析

从语用学角度来看，敦煌壁画几案类家具符号的解释者既为观众，也有画师，且后者还是符号的使用者。画师依据壁画主题和类型，结合壁画中人物与情境的不同需求，对丰富的家具语形学符号进行再编码。以下将从“人与家具”和“情境与家具”两方面进行壁画家具符号的语用学分析。

3.3.1 人与家具的语用学分析

根据画师的绘制意图，壁画中家具的使用者主要有佛教人物、达官显贵、屠夫三大类。（1）佛教人物是现实人物佛教化的形象，是敦煌壁画说法图中着力最多的人物形象。如壁画中维摩诘、文殊等菩萨说法讲佛的面前经常出现的供案。如图6五代61窟东壁门文殊菩萨所示，壁画中文殊菩萨为主神佛，坐高座，其正前方摆放着织物华丽的长条形帷幔供案，案上摆有香炉、宝瓶或其他陈设品，既是对文殊菩萨的一种尊重，又是一种精神寄托的外在表现，体现出文殊菩萨在受众心中崇高的地位。（2）达官显贵使用家具多为壶门式案（见表1案类中的中唐莫高窟159窟、468窟），如图7《婚嫁图》所示，帐内家具长凳与长案相配，根据婚嫁图情境中人们坐姿和入座人数的判断，该案是供多人使用的大型食案，并且此时的食案已经有明显增长增高的趋势。（3）屠夫，如图8《肉坊》所示，其中一个案上放有一只被杀的羊，屠夫正在另一件稍高的案上切割肉，其高度达到屠夫的胸腹之间，因此可称为高案。这两件高案造型粗朴，案面为方形，似为厚木板拼接而成，制作简易，四条案腿粗细适中，有侧脚和收分，更加轻便，易于屠夫在肉坊中搬移。

▲ 图6 五代61窟东壁门文殊菩萨

▲ 图7 晚唐莫高窟第12窟南壁壁画《婚嫁图》

▲ 图8 唐莫高窟第85窟窟顶东坡壁画《肉坊》

3.3.2 情境与家具的语用学分析

家具的使用与人们日常生活环境紧密贴合，敦煌壁画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和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体现[12]。敦煌壁画中几案类家具主要出现在说法礼佛情境和世俗情境之中。帷幔供案是说法礼佛情境中的主要家具类型，其多现于神佛面前，装饰华丽，表达受众对西方净土世界美好生活的憧憬。如图9的《弥勒经变》呈对称规整的图像布局形式，其中帷幔供案织物层次分明，装饰繁复，具有厚重感和垂缀感，并与神佛衣物、壁画环境的色调一致，引导观者体悟佛国世界的尊卑礼仪和美妙氛围。世俗情境主要有三类（如表5所示）：（1）宴饮类情境有婚嫁宴饮、室外宴饮陈设；（2）备食类情境有庖厨备食、肉坊卖牛羊等；（3）游戏类情境有下棋、掷骰子等；（4）置物类情境有室外轮足案置物、摆放镜架或置放其它物品等。如世俗生活中棋弈的游戏情境（见表5的5-8），多人围坐于宽大的桌案旁进行娱乐嬉戏，自唐代以来，棋奕便作为文人雅士之中流行的休闲方式，棋盘也通常被制成矩形壶门式案，面板上绘制或镶嵌棋盘，专供人游戏使用[13]。

图9 中唐631窟北壁东侧《弥勒经变》中的帷幔供案

几案类家具作为中国传统家具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在中国家具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敦煌壁画中大量世俗和功用的家具图像，对传统几案类家具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基于莫里斯符号学的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维度，本文对敦煌壁画几案类家具进行从形式、内容到体验的系统分析。语形学分析了敦煌壁画几案类家具的形态、色彩、装饰，并整理出相应的家具语形符号素材；语义学解读出语形符号所表达的礼制、审美、观念以及情感等语义内涵；语用学阐释了画师如何在人-家具-情境的关系中应用几案类家具的语形符号。总之，莫里斯符号学为敦煌壁画家具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其成果也补充了传统家具设计研究的理论部分，为中国设计师进一步拓展了可利用和可借鉴的传统设计资源。

后续研究将进一步结合莫里斯符号学的语用学分析优势，基于现代语境下的人和情境，对敦煌壁画几案类家具符号的资源展开再利用与再编码，为现代家具设计提供新的途径与方法。

参考文献

[1]杨森.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2]邵晓峰.敦煌家具图式[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

[3]刘显波,熊隽.唐代家具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张良林.莫里斯符号学思想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

[6]闵婕.指号、自我和行为[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2.

[7]李淳,孙丰晓,焦阳,覃京燕.基于莫里斯符号学的地域文化文创产品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2021,42(20):188-195.

[8]谢佳敏.基于符号学的家具设计研究[J].科技视界,2019(22):151-152.

[9]郑炳林,沙武田.敦煌石窟艺术概论[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

[10]杜星星.唐代敦煌壁画色彩的观念体现、视觉呈现与情感表达[J].敦煌学辑刊,2021(01):115-128.

[11]王莉.唐代敦煌壁画中的帷幔案研究[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18.

[12]邵晓峰.特色图式与文化建构——敦煌家具研究的空间拓展[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1(04):1-4.

[13]马振林.隋唐敦煌壁画语言对现代美术创作的影响研究——评《汉唐美术空间表现研究——以敦煌壁画为中心》[J].林产工业,2021,58(02):116.

注：本文来自《家具与室内装饰》杂志2023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