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兴起、新式住宅的普及，催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的室内陈设。西方在20世纪初期已出现职业化的室内设计师及其团体，专业性的家庭装饰知识，通过报刊等现代媒介被普及给社会大众，从而推动了室内设计的观念转型。参与其中的不仅有职业设计师，还有生产商、制造商等。伴随着上海开埠，这种基于“设计—生产—传播—消费”模式而产生的家庭装饰热潮在上海兴起，由此开启了中国室内设计的现代化历程。

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广州转移至上海，西方社会的“设计—生产—传播—消费”模式也在上海得到效仿。随着大众文化和消费市场的兴盛，国内各大报刊聚焦家庭生活，在家庭装饰的知识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一个以设计师为主导、非职业设计师共同参与的“设计圈”，对于推动家庭装饰观念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作用。

1.1 媒介建构：家庭装饰的知识传播

家庭环境是居住者个性与身份的表达，而女性在家庭装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部分关于家庭装饰的报刊、消费手册，也将女性作为主要受众。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大众报刊，如《新闻报》《大晚报》，也相继推出针对女性与家庭的副刊、专栏或专号。

1.1.1 西方“设计—生产—传播—消费”模式下家庭装饰的知识传播

在传统西方社会，家庭装饰基本上是贵族和上层社会的特权。到19至20世纪，家庭装饰开始进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室内设计师与建筑师一样，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为了让普通大众能够了解并享受设计，室内设计师和家具制造商、百货商店、政府人士、建筑家、新闻和杂志编辑、学校以及社会团体等等建立广泛联系，在公共空间中宣传家庭装饰的知识与资讯，从而形成一个“设计—生产—传播—消费”的网络，使家庭装饰成为一门日常生活的艺术。他们所传播的家装知识，以解决具体问题为主，例如客厅里应当放置什么样的沙发、餐厅应当悬挂什么样的书画、卧室应当放什么样的床、餐厅要用怎样的餐具等等。一些报刊每天或每周刊载职业设计师的文章，或是回答读者提问，或是介绍新材料、新设备等前沿趋势。这种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尤为明显。乐观的情绪和繁荣的经济激发了美国家庭对魅力和奢华的渴望，关于家庭装饰的专刊不断涌现。创刊于1922年的美国杂志《良好家庭与园林》（Better Homes & Gardens）在创刊之初就是为了便于推销员上门向顾客介绍产品（图1）。从家居、家具到工艺品、园艺等不同领域，这本杂志都引领了20世纪的设计趋势，成为最受欢迎的家庭生活指南。

▲ 图1 1920年代的Better Homes & Gardens

在美国，与家庭相关的杂志还建立了读者与设计师沟通的桥梁。读者可以在来信中说明自己家的房屋形式、家具颜色和原料，再附上自己的问题，然后请设计师为其制定家庭装饰方案，费用是每次2美元。“室内装饰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凡是请求或写信给协会的人，都可以收到附有设计师签名的回信，如果再向设计师支付每小时1元的费用，就可以要求设计师上门服务，根据读者的环境和生活需要制定一个正式的答复和建议[1]。总之，这些与家庭装饰相关的报刊文章，不仅促进了消费，也引导了大众的审美趣味，更为设计师和作者构建了丰富的话语空间。

1.1.2 上海消费市场的兴起与大众文化的传播

在20世纪30年代，国内关于家庭布置与家庭装饰的文章数量达到历史之最（图2）。例如，《新闻报》定期推出“家庭号”，传播新家庭理念与家庭布置知识[2]；《大晚报》1936年推出“家庭改进运动特刊”，刊登了室内设计师陈亚平、建筑师陈植生的文章；《今代妇女》（1928，上海）开设“家庭布置”专栏；《现代家庭》（1937，上海）开设“布置”“装饰”等专栏；《家庭》（1922，上海）第七期为“装饰号”专刊，讨论家庭装饰与服饰等装饰问题。《上海特写》刊登的西式家庭装饰与家具，充满现代意味（图3）。以沙发为特征的西式家具，其高度低于中式家具，更容易创造平等、舒适的氛围。在大众媒介的宣传下，这种西式风格被塑造为摩登与现代的象征。

▲ 图2 近代中国报纸中的“家庭布置”与“家庭装饰”文章的发文趋势

▲ 图3 西式客厅

许多国外报纸的中文版，以及中外合办的报刊，都有优秀的国外文章作为供稿方，因而在西方现代家庭装饰的译介与传播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本是中美合办的《大陆报》（The China Press）（1911，上海），该报纸刊载了大量国内外的家庭布置资讯与案例。在1930年代左右，《大陆版》以“室内装饰”命名的文章有114篇[3]。《大陆报》于1933年开设了“室内装饰者和家具商专栏：提出建议” 专栏（A Page For The Interior Decorator And Home Furnisher: Suggestion Made）。如图4所示的室内由Donald Deskey 设计，采用现代主义风格，其统一的环境和家具达到了独特的效果。巨大的窗户使光线得以照射进厚重的混凝土空间。几乎所有的照明工具都是隐蔽的，而且所有的固定装置都是墙的一部分或家具的一部分[4]。

▲ 图4《大晚报》刊登的美国室内设计

另如日报《益世报》上海版（Social Welfare，1946-1949）还刊登了Elizabeth Schuler的译文《用一件称心如意的木器开始布置新家庭》，他强调良好的标准应是“一、质料坚固；二、式样美观；三、无论怎样安放，总能称心如意；四、适用于现在的环境，也适用于将来的环境”[5]。日报《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64-1951，上海）、美报《大美周报》（Chinese Edition of the Sunday Mercury，1939，上海）等也刊载过关于家庭装饰的建议，为大众提供参考与借鉴。

1.2 多方参与：职业设计师与非职业设计师

在古代中国，家庭装饰被归为“内闱”之事，主要由妇女完成。虽然文人雅士将家庭装饰视为闲情雅致之事，但普通家庭的室内陈设，几乎不为人们所关注，仅有明代计成的《园治》、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居室部)记述了陈设方面的相关原则。这一状况在近代中国得到很大的改善。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报刊主办方将女性作为主要的受众。大部分关于家庭装饰文章，都是为家庭妇女而写。当然，这些报刊所刊登的关于家庭装饰的建议，并非让读者抛弃家庭现有的陈设而去追求奢侈的享受，而是希望读者能够“自出心裁”，在尽可能经济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主观喜好和客观环境，将家庭环境打造得更适宜、更安乐。

1.2.1 职业设计师

《美术生活》《良友》《艺风》《万象》《时代》《妇女杂志》《家庭星期》和《快乐家庭》等畅销刊物也经常刊登一些家庭装饰的实景照片或设计效果图。《快乐家庭》甚至将设计图纸或实体照片邮寄给读者，读者只需附上邮票五分。在家庭装饰上有困惑的读者，还也可以向编辑部垂询[6]。可见，这些刊物不仅是单方面的传播设计理念，更有意地引导设计师与读者进行交流与互动。张光宇[7]、雷圭元[8]、蔡振华、钟熀、刘既漂、万籁鸣[9]、陈亚平等职业设计师的设计作品或观点，很好地引领了当时的家庭装饰趋势。毕业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案系的蔡振华先生，师从雷圭元教授，在平面广告、服装、室内与产品设计均有所建树。其手绘的设计草图采用现代主义风格，包豪斯的悬臂椅、完全无装饰的桌柜与灯具，呈现出明显的功能主义倾向（图5）。

▲图5 家庭装饰 设计者：蔡振华

1.2.2 知识分子及社会组织

家庭装饰的主流话语由职业设计师所建构，同时，由美术家、文学家、家政学家、革命家等构成的知识分子，也在设计上发挥了积极的创造性。他们在报刊上介绍自己或国内外的优秀案例，从而起到了引导大众审美趣味的作用。家政学在西方的兴起，也推动了家庭装饰的合理化。例如，文学家胡寄尘认为，书房的装饰，不宜“华、俗、巧、满”[10]，而应该注重清洁，整齐而不呆板。家政学家，如王非曼、陈意等从海外游学归国后，推动了家政学在中国的普及，进而促使更多的人开始对生活空间进行合理化的改造。除了经济支出、儿童养育等家庭事物，家政学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便是“筹画衣服食物和家中一切的布置”[11]，其意义不仅关乎个人生活，也关乎民族的强健。陈意女士曾在纽约攻读家政系[12]，归国后担任燕京大学家政系主任，1936年在北平青年会发表演讲“现代的家庭应该怎样布置？”。她强调家庭布置的步骤，首先是研究美术原理，包括“调和、比例、均衡、律动、重心、颜色”六个方面；其次，观察“建筑、功用、布置”三个方面是否合理[13]。

各种社会组织，如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促进家庭改良方面也做出了许多努力。1926年，上海青年协会发起“家庭改进运动”[14]，北平青年会还开设“家庭布置讨论班”，并通过展览等方式向大众传授家庭装饰的知识（图6）。1935年3月23日，天津女青年会举办“家事研究会”，南开大学教授刘锦毅女士讲演“家庭布置”[15]，随后在《益世报》讨论了家庭美化的问题，详细介绍了餐厅、书室、会客室、卧室的布置要义，并附泰洛（Tailor）等人的八幅居室照片以供读者参考。这些社会组织通过讲学、展览等方式，推动了家庭装饰的社会化与大众化。

▲ 图6 1933年女青年会国货展览中之模范家庭卧室

1.2.3 新女性

在中国古代，女性只能深居内帏，很少能够参与社会活动。据小说《海上花列传》描述，晚清时期的上海，坐马车、逛街还只是妓女的特权。随着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的展开，女性才开始逐渐走出家庭、走向社会。1926年，国民党将男女平等纳入法律层面，受过教育的新女性逐渐成为与男性平等的社会主体。借助于现代传媒，女性在公共空间日渐获得话语权，她们参与设计、评价设计的现象日益增多。

女性有治家之本能，因此家庭装饰以家庭妇女为行动主体[16]。尤其是女留学生能耳濡目染地了解国外设计趋势，她们回国后组建新家庭，“其治家之法，虽不能说是尽美，然亦良可为家庭中之模范”[17]。应“女青年会与首都妇女提倡国货会”之邀，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张镜欧女士于1934年发表了关于家庭布置的演讲，呼吁人们在布置家庭时，要追求艺术化。而这种艺术化并非是贵族化、也不必限于摩登。“所谓布置，不是讲究，不过是要求合于原理，要舒适美观而已”[18]。她在演讲中详细介绍了关于房屋的色彩、形式、材料、家具、装饰品和灯光等问题。

此外，女性设计师更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师从徐悲鸿、陈之佛等人的朱敬仪，1940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并在1944年出版《家庭布置》一书。该书介绍了家庭布置的原则在于“美观、实用、卫生、经济”[19]，帮助读者创造出一个优美舒适的环境。

因家庭境况、个人喜好不同，每个家庭的装饰不尽相同。而在民国时期有关家庭布置与家庭装饰的文章中，“艺术化”“美术化”“现代化”“简朴”“清洁”等词语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由此折射出近代上海，尤其是1930年代左右，家庭装饰逐渐向功能化、科学化的方向转型。

2.1 由“装饰”到“布置”：家庭装饰的功能化

在前现代社会，人们一般用“装饰”等词语形容对事物的安排与计划。在西方，对家庭环境进行布置的行为，被称为“家庭装饰”（House Decoration）。而这种行为，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几乎是一件糜费金钱、极度奢侈的事情，似乎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能享受设计带来的益处。然而在近代社会，装饰逐渐褪去了奢侈的含义，使家庭装饰呈现出大众化的转向。正如设计师陈亚平所言：“装饰是一件与人类生活最接近的艺术，无论哪种阶级的人，都能去创意、都能去建设，而使自己的身心都能感到一种愉快。这艺术可说是自私的，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说它是大众的”[20]。在实用主义思潮影响下，装饰更强调合目的性，“在有用的装饰以外，不必去装饰”[21]。在这种转变下，“家庭布置”（House Arrangement）逐渐成为家庭装饰的主流话语之一。无论是自己设计，还是请专家设计，其最终目的都是解决家具摆设、色彩搭配、材料选择等问题，使室内环境和谐统一，为使用者的生活带来便利。

城市房价的增长，使普通家庭的住宅面积变得越来越小，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中使家庭环境更适宜居住，成为普通大众最关切的问题。随着城市中产阶层的成长，家庭装饰不再受礼制的束缚，也不再是为权贵或上层阶级服务的工具，而是服务于大众日常生活。因此，以追求便利为目的的“功能化”成为近代家庭装饰的重要特征（图7）。无须大理花岩嵌镶墙壁，海梅紫檀精配桌椅，也无须陈设高贵的古玩，点缀锦绣的屏壁，以及其他华贵的物品[22]。几盆花卉、几幅图画、普通器具，搭配适宜的色彩，便足以达到美化家庭的目的。为了有利于使用者保持身心健康、节省精力，家具安放的位置也应当考虑日常行动路线的便捷，以及适当的室内活动面积[23]。这种实用与简约的追求，也有利于对经济的良性发展。在实业家程振钧看来，在家庭装饰上稍微用心安排，往往增加美丽与便利、而无所耗费或消费甚少[24]，这也是实现经济合理化的途径之一。

 ▲ 图7 设计师张光宇的居室

2.2 洁净与卫生：家庭装饰的科学化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家庭装饰开始从一种感性的行为上升为一门理性的学问。色彩、材料、样式、空间都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转变就是人们开始考虑人体健康，室内的洁净与卫生受到重视。1918年横扫全球的大流感的爆发，造成全球大约5亿人感染。这场疫情促进了近代医学制度与公共卫生政策的改革。社会各界开始重视卫生观念与疾病预防的宣传，民众逐渐意识到：家庭布置最要的是干净，次要的是大雅[25]。雷圭元先生在《图案的发育到成长》一文中指出：“在居处方面，一般人都注意卫生清洁，在图案的设计上，除了心理的条件外，关于生理的卫生也列入了计划考案之一项”[26]。屋内的洁净，是健康和愉快的泉源[27]，不仅使人心生愉悦，更重要的是使尘埃不易堆积，防止细菌滋生。另外，随着卫生意识的加强，盥洗室的设计日益受到关注。胡香泉的《论居室》和梦萍的《理想中的住宅》等文章提出：厕所应远离居室而独立存在，并且每日清洁并保持通风。虽然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后，一些洋行已经开始售卖卫浴设备，但直到1920年代，上海的给排水系统才开始逐渐建立。新建的里弄和公寓大楼开始在宅内设置独立卫生间，安装了抽水马桶注和盥洗及取暖设备，这时的住宅平面开始具备现代住宅的雏形[28]。

随着现代生活的转型，家庭空间的重心逐渐由公共区域转向私人区域，卧室的光线、位置，甚至连墙壁的颜色也开始受到重视。首先，在可能范围内，卧室应广大；而在卧室的两旁应有许多窗户[29]。窗户的面积，至少须占室内地基的五分之一以上[30]，这样不仅能使屋内保持良好的通风，也有利于自然光线的射入（图8）。其次，各卧室最好不相连，而是有独立的门户，以免为家人造成不便。另外，卧室应当有相当的空地，不能太拥挤，也不能放置花卉等盆栽，防止植物在夜间产生二氧化碳。四周的墙壁，也最好用容易清洗的油漆，使污渍容易除去；同时，墙壁也宜选用白、青、黄等容易吸收或反射光线的颜色，以保持室内光线充足。

▲ 图8 采光与通风良好的卧室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场家庭改良的热潮，许多报刊相继推出家庭装饰的文章。在西方现代设计理念与经验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这些报刊扮演着引导者与平台的作用。张光宇、雷圭元、蔡振华等活跃在上海的设计先驱，以及钟熀、陈亚平等室内设计师的设计手稿，都常见于各大报刊。他们通过借鉴西方现代设计的方法与样式，成为中国室内设计的领路人。由美术家、文学家、家政学家、革命家等构成的知识分子，亦将家庭空间的改造视为塑造国民性、改良社会的重要途经。此外，新兴女性群体也身体力行地构建着自己理想的居室。中国青年会等社会组织，通过举办培训班、邀请名家演讲，促进了家庭布置新观念的普及。总之，这些职业设计师和非职业设计师，以各自的方式言说着家庭装饰的知识与话语，在思想层面完成了上海室内设计的现代性建构。

传统居住空间大多依赖于风水学，房屋的形式和布局，为堪舆家所主导[31-32]，因此存在不注重经济、实用、美观、卫生的弊端。在城市化发展中，由于上海的房价倍增、居住空间紧缩等原因，这些弊端亟待改良。西方实用主义思潮的传入，使中国室内陈设逐渐摆脱礼制的束缚，无论是家具的布置、材料的选择、色彩的搭配，还是空间的利用，都更加追求合目的性。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家庭装饰从感性走向理性，逐渐实现功能化和科学化的转型。这一转变是审美体系与价值趣味的转变，其重要的意义在于不仅构建了现代化的家庭生活，也为现代室内设计在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学理与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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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来自《家具与室内装饰》杂志2023年第06期。